我認為餘英時所講是非西方社會（包括中國）早期的文化認同情形。今天在全球現代化，特別是在現代化較後期，非西方社會的文化認同則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前者的文化認同傾向於認同西方，今天的文化認同則傾向於認同本土。這個認同本土文化的聲音在亞洲現代化的國家最為突出，尼斯勃在《亞洲大趨勢》中指出，亞洲在現代化中的成功，增強了亞洲人對亞洲的自信，他說：“這個對亞洲的信念，這個相信它自己可以發展自己的模式，即亞洲方式的信念，現在是許多人所共有的。”“注釋20”在深刻的意義上，所謂“用亞洲方式來現代化亞洲”，是亞洲人的文化認同的追求，也是亞洲人尋求的“另類現代性”，或者可說是“亞洲化”現代性。“注釋21”誠然，這種追求“另類現代性”的聲音遠不隻限於東亞。伊斯蘭世界之反西方運動及其宗教之再起，便是一種文化獨立的宣稱。在這裏，我想指出，今日的反西化，在精神上，已與前述早期的“反西方的西化”有所不同。今日的反西化，特別是反美化，不是反對西化或美國化對本土傳統文化的破壞，而毋寧是反對西方的，特別是反對代表了西方的美國式的“現代性”。“注釋22”
我認為這可以看作非西方社會的再啟蒙的曆史現象。
多元現代性與文化認同
非西方社會的追求“另類現代性”的自信與自覺，很值得注意的是，它是與西方本身對“現代性之終結”的論辯，幾乎平行發生的。西方學術界對現代性之論辯，主要環繞在“現代之終結”（如利奧塔後現代主義之主張）與“現代性乃未完成之方案”（以哈貝馬斯最為代表）的課題上。“注釋23”不過，就非西方社會來看，這些論辯固然有深刻的意義與影響，但所論辯之對象實際上是“西方的”現代性。西方現代性誠然可看作已進入到現代性的後期，“注釋24”但從一世界的視野觀察，則全球現代化還隻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事。費若斯東說：
其實，現代性之終結隻宜用來指西方現代性的終結。或者，比較平和地說，西方現代性之終結已經可見，西方隨著疲憊之意已抵達現代性之高峰。但是在東亞及世界其他區域則完全沒有疲憊之態，他們正在追求他們自己的民族的、文明的現代性。因此，也許更恰當地應該說是多元現代性，而不是單元的現代性。“注釋25”
誠然，如瑞典社會學者佘龐說，“全球化必須不能設想有任何全球的偉大的統一者（greater unifier of the globe）。”“注釋26”盡管西方現代性在世界上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但正如布羅代爾所說，如果把單一文明的勝利看作其他文明的消亡是幼稚的。“注釋27”全球的現代化的結果，並沒有出現“單一的”現代文明秩序，恰恰相反，全球現代化經驗顯示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及多元的現代性。即使今天的飲食消費文化中，我們看到了麥當勞（McDonald）已成為現代生活中一個標準化與常軌化的有力象征，東亞社會，包括中國、韓國、日本，幾乎完全為美國的麥當勞文化所“征服”，但是我們深一層看，“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幾乎是同在的。東亞社會接受了麥當勞，但也把它修正了。在東亞許多地方，消費者把麥當勞變成為休閑的中心，或青少年放學後的眾會所。美國的人類學者華琛說：
（麥當勞）地方化的過程是雙向的：它指當地文化之變，也指麥當勞公司的標準化運作程序的修正。麥當勞工業係統——排隊、自我供應、自我定位——已為東亞的消費者所接受。這個工業模式的其他方麵則被拒絕了，最顯見的是與時間及空間有關的。“注釋28”
麥當勞在東亞的經驗，頗能說明“全球性”與“地方性”（本土性）的關係。全球化一般被視為同質性的擴張，但正如羅伯遜所說，“界定全球而不包括地方是說不通的”。他並以“全球地方性”（glocalization）這個概念來指述全球性與地方性的辯證關係。“注釋29”講到地方性（本土性），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文化。不是偶然的，由於後現代主義的基本論述是文學、繪畫、建築，也即是文化的，以此，現代性論辯也越來越傾向於現代性之文化層麵。在社會學的論述中，一向重“結構”而忽視文化，今日則“文化”已多少取代了“結構”的位置，“注釋30”出現了所謂“文化轉向”。“注釋31”而全球現代化所激發的文化認同，即是要追求“另類的現代性”，而追求另類的現代性根本上亦即在展現非西方文化的聲音。佘龐正確地指出，“現代曆史的社會發展不能夠裝入或簡化為‘西方及其他’的程式了”。“注釋32”這也就是說在全球化中不能再不注意西方之外的“他者”。這個“他者”的聲音在過去四個世紀西方的擴展史中，都被西方的聲音壓製或淹沒了。利奧塔在較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所有講現代解放的大論述之所以令人生厭，正是由於他們在論述中支配了“他者的文化”，然後“他者的文化”又在西方的進展中被摧毀。特別是他們這樣做是以西方有“普世性的”（cosmopolitan）性格，由是而將所有“特殊的”都消融進普遍主義中去。“注釋33”我個人覺得西方學者，特別是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對西方學術文化有這樣的反思是值得歡迎的，這種理論上、思想上的反思，對於東亞及其他社會在多元現代性的建構上無疑是一種助力。我想指出東亞的現代性之建構固然需要社會科學者的探索與詮釋，其實，真正重要的工作是發掘東亞人是如何適應與處理現代化問題。社會學者伯格甚有說服力地指出，東亞出現的工業資本主義與西方的現代性相比較，是一個新的型態的現代性。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最重要的一個組成因素是個人主義，但東亞模型則是側重集體的團結與紀律，亦即是他所稱的“非個人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注釋34”就台灣來說，台灣現代化所造成的現代性不能說不受西方現代性的影響，也即它與西方現代性有一定程度的彙流現象。但是，台灣的現代性是不是西方現代性的翻版呢？不是的。《經濟學人》素來隻相信市場，而不相信文化因素在現代化中的重要性的。“注釋35”它指出，在東亞（包括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犯罪率（特別是少年犯罪）、離婚率的增加，家庭價值受市場的侵蝕等社會秩序衰敗之征，這與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現象隻是程度之別，而非本質之異。“注釋36”但是，《經濟學人》這種“啟蒙的普遍主義”觀是否完全符合東亞的經驗事實呢？蔡勇美與伊慶春在《中國家庭價值觀的持續與改變：台灣的例子》一文中提出了很有啟發性的發現。他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家庭價值觀在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中，有的是變了，有的則持續著。其中在“個人取向”之家庭價值觀（如對婚姻和離婚態度方麵）較明顯地受到了現代化的影響，但是家庭和親屬之“集體取向”的家庭價值觀，則現代化之影響不明顯，亦即基本的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仍然保持。他們說：“現代化對中國家庭價值觀的影響呈現出選擇性的個人取向的適應，而非整體規範的變革。”“注釋37”這個研究說明，在全球現代化中，台灣仍然維持著作為中國化核心的家庭價值。當然，這隻是中國文化價值持續性的一個例子，但就在這個例子中，已可顯示台灣形成中的現代性，像西方的現代性一樣可以有“普遍性”，但亦可以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會有這一現象，正說明台灣的民眾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執著，也可以說明他們對“另類現代性”的選擇。
1998年4月22日
“注釋1”此文原是1998年5月27日在台灣中山大學的一篇講演。收入金耀基《中國的現代轉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增訂版。
“注釋2”參見Gregor McLenna，“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Revisited，”In Stuart Hall，David Held ＆Tony McGrew eds。Modernity and Its Future（Cambridge，Mass。Polity Press，1992），pp。327-378.
“注釋3”轉引自Robert Bellah et al。The Good Society（New York：Vintage Book，1992），p。233.
“注釋4”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by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7），p。2.
“注釋5”a《第一次全球革命》前言，羅馬俱樂部著，黃孝如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譯自The Club of Rome，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London：Simon＆Schuster，1992）。
“注釋6”東亞地區的政府與媒體都以現代化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語言。誠然，東亞不是沒有反現代化或抗拒現代化的聲音或運動，但整體言，近數十年來東亞是積極熱情地投身於現代化的。魯桓（Jim Rohwer）說：“幾個世紀來陷於昏睡與保守主義，亞洲人現在熱情地相信於現代化——或者比大多數歐洲人更熱情，如果從九十年代美國那種不起勁的情緒來看，則或許比許多美國人還熱情些。”In J。Rohwer，Asia Rising：How History’s Biggest Middle Class Will Change the World（London：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1996），p。32.
“注釋7”Theodore H。Von Laue，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81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