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和美洲人對結婚周年紀念日十分重視，每年都有其不同的美妙稱謂。
據西方報載，結婚紀念念日對於鞏固雙方的感情和獲得人生的快樂，都具有很大作用。
這幾年，隨著國門大開，西方人的這一習俗也“引進”到了中國，並且成為時髦之舉。
年已七旬的華都日用品新技術開發公司總經理趙慶祥與其妻謝瑩結婚四十周年紀念日，就準備隆重慶祝一番。
結婚四十周年，被稱之為“紅寶石婚”。
紅寶石——多麼昂貴而美妙的珍物。
趙慶祥所以利用和妻子結婚四十周年紀念日闔家氣派地慶祝，不單是為了趕時髦，而是有著複雜的原因。
說起來，趙慶祥和謝瑩既是青梅竹馬，又是患難夫妻。
兒時，他們雙方的父輩就是至交，又同在一個城市。但是，當時的身份卻截然不同。趙慶祥的父親是這個城市的最高軍事長官，為國民黨城防司令，不僅官職顯赫，且又擁兵自重，在黎民百姓眼裏不啻於是個魔鬼。謝瑩的父親呢，則是共產黨派到這個城市的“地下”工作者，公開身份是市最高學府的校長，在庶民中則被視為播撒知識種子的天使。
然而，他們兩個雖然身份有別，但奮鬥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即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建立一個人民大眾當家做主的新國家。這說明，趙慶祥父親的國民黨城防司令也不過是個用以掩護真正身份的照牌。因此，趙慶祥與謝瑩在兩小無猜時常在一起戲耍。
開始讀書了，兩個人從小學到中學，都在一個班。後來，隨同父輩參加了抗日戰爭，兩個人先是在炮火連天中分開，而後因結為“朱陳之好”又調到一起。再後來，則是歡慶全國解放，並生兒育女。
誰知，還沒過上幾年安定日子，趙慶祥支援邊疆建設調到大西北，一去就是四年，後因患嚴重胃病才調回到內地。還沒回來半年，胃病剛剛治愈，一場“反右”，趙慶祥又被“運動”到勞改農場，以“戴帽右派”接受繁重而嚴酷的勞動改造。謝瑩為了撫養四個孩子，忍受與丈夫離別之苦，如牛負重地一個人又當娘又當爹。幾聲後，趙慶祥“摘帽”回到謝瑩身邊，可謝瑩的身體卻累垮了，患了多種疾病。
趙慶祥為報答對妻子所欠的債，格外關心謝瑩。可誰又能料到，一場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趙慶祥被造反派打成了“埋藏在無產階級身邊的國民黨孝子賢孫”，又被押送到農場，一去又是五個年頭。待他再次“解放”回到家，謝瑩已是頭發斑白，且步履蹣跚。趙慶祥呢，可說是因禍得福。長期的體力勞動，反而使他鍛煉得身強力壯，精力旺盛。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他不甘落後，“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在花甲之年決心一展抱負。他先是廉價租賃了兩間臨街老房開了個日雜商店，並且雇了兩個小青年往返於廣州、深圳和上海之間，把新潮又廉價的物品買來，然後又以最快的速度和高價批發出去，沒兩年，趙慶祥居然一躍成了能夠左右個體戶和一些集體日用品商店銷售行情的實力派人物。去年，不知是他聞到點什麼氣候變化還是急流勇退，他將自己原來經營的商店以及批發部轉讓給別人，自己又獨辟蹊徑地成立了一個華都日用品新技術開發公司，聘請了幾個從事日用品新產品研究的知識分子，將他們研究的項目納入新技術開發公司的科研項目。與研究者簽定合同後，撥給專項研究基金，一旦研究出新成果，生產的新產品三年內歸新技術開發公司銷售推廣。如果研究不出來開發公司不索取退賠，如果研究者再申請繼續研究，開發公司再予撥款。由於趙慶祥重視新技術開發，尊重科技規律，報酬又相當優厚，築巢引鳳，便網羅了不少研究人才，大家在他這裏心情舒暢地工作。不到兩年時間，由於兩項研究成果標新立異，一下子在市場打開銷路，為新技術開發公司贏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趙慶祥也以知識型、技術型企業家的形象隨之名聲大振。
自從趙慶祥腰包裏有了錢，就不惜傾囊為謝瑩治病。一般省市的醫院不講，單就北京的什麼“協和”、“宣武”、“中醫研究院”以至於“301”，也曾數度前往。謝瑩雖然經過專家、教授們的醫治，身體狀況較之過去明顯好轉，但由於過去所患的都是陳舊性疾病，加之年老體弱，難以從根本上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