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一共三部，全是失敗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廣州開始寫《火》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慶寫成；第三部則是在桂林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動筆、九月脫稿。作品寫得不能叫自己滿意，也不能叫讀者滿意，失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慮得不深，隻看到生活的表麵，而且寫我自己並不熟悉的生活。我動筆時就知道我的筆下不會生產出完美的藝術品。我想寫的也隻是打擊敵人的東西，也隻是向群眾宣傳的東西，換句話說，也就是為當時鬥爭服務的東西。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月報》上發表的詩和散文，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後寫的散文和詩都是這一類的東西，除了在這兩個時期外，我再也寫不出詩來。僅有的那幾首詩我還保留在文集裏，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樣。《火》是為了喚起讀者抗戰的熱情而寫的，《火》是為了傾吐我的愛憎而寫的。這三部有連續性的不是在一個時期寫成，在不同時期我的思想也在變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的感情強烈，也單純，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國的敵人身上，在上海我望見閘北一帶的大火，我看見租界鐵門外挨餓的南市難民，我寫了幾篇短文記下當時的見聞和感受，我後來寫《火》就用它們寫成一些章節。《火》第一部描寫“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以後到上海成為孤島的這段時期，寫了短短兩三個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隻是寫側麵，隻是寫幾個小人物的活動。
一九三七年上海淪為孤島後，我還留在那裏繼續寫我在前一年開了頭的長篇《春》。寫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經香港去廣州。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創辦《文季月刊》，我為這刊物寫了連載《春》。他在廣州籌備《文叢》的複刊，我答應他再寫一部連載。這次我寫了《火》。《文叢》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寫一章，刊物順利地出了三期，就因為敵機連續的大轟炸而中斷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漢口旅行。我從漢口回廣州，又續寫了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軍就在大亞灣登陸，進攻廣州，而且進展很快，最後我和蕭珊（她是七月下旬從上海到廣州的）靠朋友幫忙，雇了木船在當地報紙上一片“我軍大勝”聲中狼狽逃離廣州。到了桂林，我又續寫了兩章《火》、續印了兩期《文叢》。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蕭珊就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寫完了我的最長的《秋》，蕭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學。本來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寫出來，可是那個時期在上海租界裏敵偽的魔爪正在四處伸展，外麵流傳著各種謠言，其中之一就是日軍要進租界進行大搜查，形勢越來越緊張。有一個晚上我接到幾次朋友們警告的電話（他們大都在報館工作），不得不連夜燒掉一些信件和報刊，看來我也難在租界再待下去；何況法國戰敗投降，日軍乘機向法國殖民當局施加壓力，一定要擠進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斷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錯過時機，不能延期動身，隻好帶著剛寫成的《火》的殘稿離開孤島，在駛向南方的海輪上我還暗暗地吟誦詩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詩句：“祖國永不會滅亡。”不久我在昆明續寫《火》，貫串著全書的思想就是海涅的這個名句。
我在廣州寫《火》的時候，並未想到要寫三部。隻是由於第一部倉卒結束，未盡言又未盡意，我才打算續寫第二部，後來又寫了第三部。寫完第一部時，我說：“還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寫劉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寫文淑和素貞在內地的遭遇。”但是寫出來的作品和當初的打算不同，我放棄了劉波，因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這樣一個電報結束了那個年輕人的生命，把兩部的篇幅全留給馮文淑。她一個人將三部連在一起。馮文淑也就是蕭珊。第一部裏的馮文淑是“八一三”戰爭爆發後的蕭珊。參加青年救亡團和到傷兵醫院當護士都是蕭珊的事情，她當時寫過一篇《在傷兵醫院中》，用慧珠的筆名發表在茅盾同誌編輯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據她的文章寫了的第二章。這是她的親身經曆，她那時不過是一個高中學生，參加了一些抗戰救國的活動。倘使不是因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馮文淑那樣在中國軍隊撤出以後參加戰地服務團去了前方。我一個朋友的小姨原先在開明書店當練習生，後來就參加戰地服務團去到前方，再後又到延安。要是蕭珊不曾讀我的，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歡我，就不會留在上海，那麼她也會走這一條路。她的同學中也有人這樣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漢口一家飯館吃飯，遇見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誌，她曾經帶著戰地服務團在上海附近的戰場上活動過，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幾二十個穿軍裝的團員在一起，她們都是像馮文淑那樣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潑、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寫馮文淑在戰地服務團的活動。我寫《火》第一部時手邊並沒有這樣的材料，因此關於馮文淑就隻寫到她參加服務團坐卡車在“滿天的火光”中離開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慶和幾個朋友住在沙坪壩，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參加過戰地工作團，在當時的“第五戰區”做過宣傳工作，我們經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館。在那些時候他常常談他在工作團的一些情況，我漸漸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於是起了寫《火》的第二部的念頭：馮文淑可以在戰地工作團活動了。
《火》第二部就隻寫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書店的樓上，不過在附近租了一間空屋子。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較清靜，地方不大，裏麵隻放一張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關上門，沒有人來打擾，一天大約寫五六個小時，從三月底寫到五月下旬，我寫完，重慶的霧季也就結束了。在寫作的時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問一些生活的細節，他隨時滿足了我。但是根據第二手的材料，寫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悉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寫不好，因為環境對我陌生，主人公接觸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編造出來，當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證我寫出來的人和事是真實的或者接近真實，因此作品不能感動人。但其中也有一點真實，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數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國的愛國熱情，因為這個我才把編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裏有不少“失敗之作”，也有很多錯誤的話，或者把想象當作現實，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於無知，但是我並不曾照我們四川人的說法“睜起眼睛說謊”。當然我也有大言不慚地說假話的時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時期，給逼著寫了那麼多的“思想彙報”和“檢查交待”！那十年中間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夠寫些作品，能夠寫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兩部“失敗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寫《火》的時候哪裏想得到這樣的事情呢！
我能夠一口氣寫完《火》第二部，也應當感謝重慶的霧季。霧季一過，敵機就來騷擾。我離開重慶不久，便開始了所謂“疲勞轟炸”。我雖然誇口說：“身經百炸”，卻沒有嚐過這種滋味。後來聽人談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時期，敵機全天往來不停，每次來的飛機少，偶爾投兩顆炸彈，晚上也來，總之，不讓人休息。重慶的居民的確因此十分狼狽，但也不曾產生什麼嚴重的後果，不過個把星期吧，“疲勞轟炸”也就結束了。然而轟炸仍在進行，我在昆明過雨季的時候，我的故鄉成都在七月下旬發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轟炸，有一個我認識的人慘死在公園裏。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詳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寫《火》的第三部，就用轟炸的夢開頭：馮文淑在昆明重溫她在桂林的噩夢，也就是我在回憶一九三八年我和蕭珊在桂林的經曆。
今天我在上海住處的書房裏寫這篇回憶，我寫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靈活了（不是由於天冷）。已經過了四十年，我幾次覺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個場麵：我和蕭珊，還有兩三個朋友，我們躲在樹林裏仰望天空。可怕的機聲越來越近，藍色天幕上出現了銀白色的敵機，真像銀燕一樣，三架一組，三組一隊，九架過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們去轟炸昆明。盡管我們當時是在呈貢縣，樹林裏又比較安全，但是轟炸機前進的聲音像鎯頭一樣敲打我的腦子。這聲音、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幾次寫下我“在轟炸中過的日子”，後來又寫了《還魂草》，仍然無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壓，最後我寫了馮文淑的噩夢。我寫了中學生田世清的死亡，馮文淑看見“光禿的短枝上掛了一小片帶皮的乾肉”。寫出了我的積憤，我的控訴，我感覺到心上的石頭變輕了。作家也有為自己寫作的時候。即使寫馮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對大轟炸的感受和見聞寫進去。就是在江青說話等於聖旨的時期，我也不相信大觀園全是虛構，《紅樓夢》裏麵就沒有曹雪芹自己，沒有他的親戚朋友。
在我的裏到處都找得到我的朋友親戚，到處都有我自己，連《寒夜》裏患肺結核死去的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東西。我的人物大都是從熟人身上借來的，常常東拚西湊，生活裏的東西多些，拚湊的痕跡就少些，人物也比較像活人。我寫馮文淑時借用了蕭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裏，馮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蕭珊做過的，她當時還是一個高中生。她在上海愛國女學校畢了業才在暑假裏去廣州，中間同我一起到過武漢，後來敵軍侵占廣州，她回不了上海，我們隻好包一隻木船沿西江逃往廣西，同行還有我的兄弟和兩個朋友，再加上林憾廬和他的《宇宙風》社同人。我們十個人是在敵軍入城前十多個小時離開廣州的。關於這次“遠征”我在中沒有描寫，卻詳細地記錄在《旅途通訊》裏麵。這兩本小書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說“算什麼文章！”可是它們忠實地記錄了當時的一些社會情況，也保留了我們愛情生活中的一段經曆，沒有虛假，沒有修飾，也沒有詩意，那個時期我們就是那樣生活，那樣旅行。我們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間。我的《通訊》寫到“桂林的受難”為止。後來我和蕭珊又坐火車到金華轉溫州，搭輪船回上海。在溫州我們參觀了江心寺，對文天祥的事跡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愛國者。我後來在《火》第二部初版後記中就寫過這樣的話：“我仍然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血管裏有的也是中國人的血。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這段話其實就是三部《火》的簡要的說明。我編《文集》時刪去了它，覺得這說明是多餘的。但是我那一顆愛祖國、愛人民的心還是像年輕時候那樣地強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過去所有的作品裏都有從這顆心滴出來的血。現在我可以說，這顆心就是打開我的全部作品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