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傳統的貴族政治是這樣的：王族、貴族擔任朝廷要職，這些人攥著印把子，低能糜爛，又不肯假借別人，壟斷世襲，政治普遍黑暗。
譬如趙國，趙武靈王以後，世掌趙國軍政大權的都是貴族：安平君（公子成）、平原君（趙勝）、陽文君（趙豹），都是王室公子擔任相國；公子花、公子刻、公子章，則是王室公子擔任大將。其餘趙奢、趙括、趙忽、趙初等將官無不是宗室貴族。偶有個別如廉頗、李牧、司馬尚之徒，雖然才幹超群，也不免被誅、被免。
韓國的情況和趙相似。擔任韓國相國的約有十四人，其中六人是宗室貴族。齊國除了鄒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國就更加厲害了，前文已經說過，不再重複。
秦國的君王雖是世襲的，但官僚多是遴選和考核出來的，跟秦王沒有血緣關係，這是與六國不同的地方。秦王靠法家的“法”來約束管理官員，這就是本書所謂的布衣政治，也可以叫作職業官僚政治。而六國的貴族政治，靠家族的血緣紐帶來結合君臣，級別最高的大臣多是貴族子弟，憑著DNA上的特別標誌而當了官，往往沒什麼本事，隻是不斷丟失城邑和民眾生命罷了，史書上隻留下他們一些幹巴巴的名字。其中“最賢者”也不過四人，即所謂“戰國四君子”：孟嚐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矮子裏拔將軍，隻是差強人意罷了，實際上傻事一點都沒少幹，而且專權誤國。六國軍隊戰鬥力虛弱，就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貴族政府的不信任和無熱情。
而秦自法家商鞅改革以來，掃除大批貴族世家，給布衣人才也騰出了地方。張儀、公孫衍、樂池、甘茂、樓緩、金受、杜倉、壽燭、範雎、蔡澤、呂不韋、徐詵、昌平君、隗狀、王綰、馮去疾、李斯等等曆屆將相，基本上都是布衣的外來人才，經過立功、選拔、晉升而成為卿相，個個有不凡的事跡並垂名青史。秦國人民樂耕，戰士樂戰，天下士人多願意為秦國所奔走，就是因為秦國法家的職業官僚政治優越。
秦國對六國的勝利，就是布衣人才對六國以“四君子”為代表的貴族子弟的勝利。
春秋時代的特點還是世卿政治和宗族社會，人員結構相對穩定，賢人士人很少能躥到上麵。戰國則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化，人員上下流動活躍，從宗族社會變成士人社會。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我們且不分析，但從實際情況推測，秦國在適應這種變化方麵更加積極主動，所以其人才彙集，包括給六國士人提供了機會。而我有理由認為，雖然六國在戰國時代也打破了宗族社會的特點，士人上下湧動，但由於傳統勢力和曆史慣性較大，所以其局麵不是非常可觀。而秦國建國較晚，起初與戎狄雜居，周代的宗法枷鎖較弱，在人才呈“布朗運動”的戰國時代就走在了前麵。
秦國的統一曆程，就是職業官僚政治（布衣士人政治）對六國貴族政治戰勝和取代的過程，是進步的政治取代落後的政治，同時也標誌著戰國社會模式對春秋社會模式的根本反動和顛覆。隨後建立的秦、漢、明、清帝國，除了多了一個統一的皇帝，但社會麵目層麵，與戰國並無區別，都是一種士人社會。春秋時代的宗族社會，向戰國士人社會轉型，並通過秦的勝利而勝利，乃至在後來的朝代延續，這是我們對中國曆史分野的一個認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