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振四年鐵窗生涯剛剛結束，解救他出獄的共進會戰友焦達峰及一些革命功臣成了刀下新鬼，其悲憤之情可想而知。覃振深知武昌起義的成果來之不易，必須以大局為重。《革命人物誌》稱：“湖南獨立甫旬日，忽起巨變，焦、陳兩督為新軍某部所戕。常德方麵亦發生巡防軍慘殺同誌多人之事，革命幾受頓挫，迨先生抵省時已不及挽救。幸新軍上級將領多先生知友，經先生痛哭陳辭，大局始平。”②
譚延間派遣第二批援鄂軍，將焦達峰的部下編成一軍，由湘軍第二協統甘興典率領。這支軍隊多是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譚人鳳提出派遣這樣的軍隊到武漢前線是白白送死，不惟生命可矜，也對大局有礙，竭力勸阻③。譚延閨悍然不顧，第二批援鄂軍匆忙上路。覃振任湘桂聯軍督戰官，隨援軍開赴武漢。
至此，湘局安定，武漢無後顧之憂。隨後，包括陝西、江西、雲南、貴州在內14省，相繼宣布獨立。
（三）臨時參議院參議員
武昌起義爆發後，黃興立即從香港動身，1911年10月24日到達上海。次日，與宋教仁、劉揆一、徐宗漢乘舟西上。28日到達武昌，與黎元洪會晤，力主堅守漢口、漢陽，等待各省響應。他還承擔了指揮漢口軍事的重任。
此時，清廷一片混亂，不得已起用袁世凱。11月14日，袁世凱被任命為湖廣總督，27日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指揮水陸各軍，11月1日又被任命為內閣總理。袁世凱親抵湖北前線，督促馮國璋從革命軍手中奪取漢口，後又帶衛隊抵京，16日組成責任內閣，取得了清廷統治下的全部權力。
覃振到達武漢時，武漢戰事正緊，黎元洪任命他為軍政府秘書。
漢陽之役，甘興典率湖南援鄂軍與清軍交戰。清軍訓練有素，器械精良，排列機關槍猛射。甘興典的烏合之眾遭遇重火力，亂作一團，向後退卻，甘興典也騎馬隨後逃奔。這期間，覃振、譚人鳳和另一湖南革命黨人鄒介人曾到第一批援鄂湘軍陣前演說，鼓舞士氣①。革命軍終不敵訓練有素的清軍，不久全軍潰敗，漢陽失守。甘興典敗後畏罪，率殘部返回湖南。譚延悶接黎元洪電報，以敗軍之將論處，於甘興典到達湖南後就地正法，其部下也被遣散②。譚人鳳事前的預言，果然不幸而言中。
在此期間，覃振受宋教仁委派，策動同鄉羅壽寧秘密潛入南京，與滬寧鐵路路工許殿爵（桃源縣人）率領路工和平素聯係的幕府山炮台官兵1000人，參與解放南京的武裝起義③。覃振的女兒覃銓曾記述此事：
1911年武昌起義，先父以湘桂聯軍督戰官身份去武漢參戰，任鄂軍政府秘書。他支持黃興、宋教仁攻取滬寧的計劃，曾派遣桃源人羅壽寧入南京，動員滬寧路工首桃源人許殿爵，配合起義新軍第九鎮攻城，宋教仁和先父的另一位桃源漳江同學，當時任沅南監獄科長的田仲甫，縱囚徒800人內應，嗣江浙聯軍趕到，遂定南京。① 南京光複後，黎元洪命覃振為代表到南京，與各省代表協商組織南京臨時政府事宜。覃振於同年12月到達南京。
12月25日，孫中山從海外歸來，到達上海。29日，17省代表47人（華僑代表兩人列席）在南京開會，選舉臨時大總統，規定每省一票，孫中山以16票當選，另一票為黃興所得。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到達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2日，孫中山通電各省，正式改元易服，使用公曆，以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建元的開始。3日，黎元洪以17票當選副總統。25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宣布退位。至此，中國曆史上3000年的帝王製度和268年的清王朝同時結束。
28日，臨時參議院成立，議員為各省都督的代表，同盟會會員占有優勢。覃振也被選為臨時參議院議員。
臨時參議院成立後，南京臨時政府公布了許多重要法案，均由臨時大總統谘請參議院決議，再複谘臨時大總統簽署公布。
3月，南北議和成。3月10日，袁世凱就任第二屆臨時政府大總統。11日，孫中山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政府采用內閣製。革命黨人提倡采用內閣製，意在限製袁世凱專權。
按《臨時約法》，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以參議院、總統、國務員行使統治權。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種族、階級、宗教，均在法律上享有身體、家宅、財產、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請願、訴訟、考試、選舉及被選舉等權利；人民有納稅、服兵役等義務。立法權由參議院行使，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總統總攬政務，統帥陸、海軍，任命文武官員。製定官製、官規，任命國務員、大使、公使及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則須經參議院同意。總統公布法律及命令，均須國務員副署。約法施行10個月內，召集國會，製定憲法。此即臨時約法。宋教仁解釋《臨時約法》時，曾明白說過：“改總統製為內閣製，則總統政治上之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範。”
《臨時約法》是依據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訂立的，它的訂立，是南京臨時政府立法建製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國憲法史上也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
革命黨人以為《臨時約法》可以限製袁世凱的權力，其實不然。袁世凱不甘心受製於人，上任伊始，提出12名閣員人選（南京臨時政府原定十名閣員），其中隻有兩人是革命黨人。部分革命黨人意識到袁世凱意在排擠革命黨人，起而反擊。宋教仁提出“須用革命黨，不用舊官僚”。覃振也給袁世凱發電報，指出其提出的閣員成分複雜，舊官僚過多，同時以黎副總統代表的名義致電各報館，暗示袁世凱在組閣問題上“循私行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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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振給上海《申報》的電文發表於3月17日，其具體內容為：
覃振致報界電雲：各報館鑒，組織內閣一節，唐總理久不來寧，袁公所提出內閣概屬亡清舊吏，無一純粹新人物，差強人意。此間軍政學商各界成懷不平，暗潮洶湧，尋見南北混合之統一政府勢將破裂，不可收拾。貴報主持輿論最有價值，務希望鼎力維持，大張公道，使袁公翻然醒悟，以融合南北感情，為今日救急之要義，萬不可徇私行詐，功虧一簣，致五大民族之大共和國陷於分裂之慘境，不勝禱盼，黎副總統代表覃振叩。②
南京臨時參議院也以袁世凱的提名與原定十名閣員不合，徑予駁回另議。之後，袁世凱被迫作了一些調整，任命與他關係較深，同時又能為孫中山所接受的唐紹儀為總理，袁係的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分任內務、陸軍、海軍總長，同盟會的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分任司法、教育、農林、工商總長。後因陳其美不就，工商總長由次長王正廷署理。袁世凱內閣實權部門仍為袁係把持，同盟會掌握的都是冷衙門。
黎元洪見覃振以他的代表的名義徑直致電各報館反對袁世凱，擔心引起袁世凱不快，特地通電袁世凱，撤銷覃振的代表資格。
4月1日，孫中山踐約宣布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次日，臨時參議院宣布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從此，革命的南京臨時政府成了曆史名詞。
（四）遷居北京
1912年4月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決定遷往北京，議定參議員4月22日齊集北京。
臨時參議院遷到北京後，設於象坊橋法律學堂前資政院舊址內。4月29日，舉行參議院移北京開院典禮，袁世凱偕國務員蒞會並發表演講。議員額定126人，實際隻選出118人，開院典禮時實到71人，後來經常到會的僅80-90人，組織不甚完全。與南京臨時參議院相比，《臨時約法》仍然是其一切活動的依據，但其成員有些變化，如立憲派議員顯著增長，同盟會議員呈渙散趨勢等。總的來說，同盟會議員在臨時參議院內，勢力仍大，且略優於他黨，步伍亦較整齊。
覃振作為湖南的參議員，也帶著妻兒遷到北京。同為湖南參議員的還有彭允彝、劉彥、歐陽振聲。
辛亥革命後，國人以組織政黨、加入政黨為時髦，人稱：“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為數幾至近百。”①同盟會由秘密的革命團體變為最大的議會政黨，在這種政治氣候之下，出現了許多問題。一方麵，舊官僚、立憲派紛紛組黨，排斥同盟會。另一方麵，同盟會內部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同盟會由在野變成在朝，地位發生了變化，內部亦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做了官，熱衷於功名利祿，如劉揆一因策動長沙起義而蜚聲海內外，他的弟弟劉道一因參與瀏醴萍澧起義而被清政府殺害，這時卻為當袁世凱政府的工商總長，公開宣布退出同盟會。其次，同盟會原為幾個派係結合而成，內部意見不同，一些派別分裂出去，組成新黨。為了應對這一複雜的局麵，宋教仁聯絡能夠聯合的黨派，改組同盟會，組成新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