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陷囹國
同盟會在全國掀起武裝起義高潮之際，留在東京的覃振及其他年輕的同盟會會員也為此忙碌，他們組織了共進會。這些年輕的同盟會會員主張在中國腹地——長江流域中段聯絡會黨，發動起義。1907年8月，他們在東京清風亭召開成立大會，宣布組織共進會，與會者一百餘人。覃振是共進會的發起人之一。共進會的主要發起和領導人是焦達峰①。 共進會的其他領導還有湖北人劉公、孫武、居正，四川人張百祥（張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理）、熊克武、喻培倫，浙江人傅亦增、陶成章，湖南人劉揆一，江西人鄧文輝，安徽人方潛，雲南人趙聲等。會員以兩湖人為主，四川、浙江、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均有人參加，皆一時之選。他們主張聯絡會黨，以“共拚死力，有進無退，取回中國，仍為漢人作主”為號召，因此名為“共進會”。共進會宗旨為：“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人權”，共進會與同盟會的宗旨大致相同，僅將同盟會宗旨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共進會以同盟會的總理為總理。
共進會主張聯絡會黨。清末的會黨是一些名目繁多、各自為政的下層群眾的反清團體，帶有封建迷信色彩，講究江湖義氣和對首領的絕對服從。為了聯絡方便和保守機密，共進會也按會黨的習慣方式，取山、水、堂、香的名目（江湖隱語叫海底），用開堂、燒香、結盟、入夥的辦法發展組織。共進會的山為中華山，水為興漢水，堂為光複堂，香為報國香，每字下都有一首打油詩。隻要記熟本會的山水堂香，會念下麵的詩，不論走到哪裏，都能與會黨成員取得聯係，得到幫助。
共進會還確定了旗式：紅底黑心，輪角，外加十八顆黃星。當時中國十八個行省，十八顆黃星表示，黃帝子孫，十八省人民團結和鐵血主義的愛國精神。這一旗幟顯然仿照美國星條旗。
1908年，共進會領導認為革命高潮即將來到，決定派遣骨幹回國，運動新軍、會黨，策劃起義。焦達峰、孫武等陸續渡海歸國，共進會的舞台，逐漸移向國內。覃振因與會黨有淵源，也奉命回國。這一年，兩湖地區捉拿黨人風聲很緊，覃振到達長沙的當天，就在客棧被官府逮捕，關入監獄。地方當局要判他死刑，因學使張鶴齡賞識他的才幹，盡力斡旋，改判“永年監禁”。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覃振才被放出，在獄中這一待，就是四年。
覃振是在長沙連升客棧被捕的。覃振長女覃鈺記述其事甚詳：
一九O八年，先父潛回上海，擬聯合黨人於長江中下遊舉事。清吏早悉其謀，緹騎密布，當他於午夜到達長沙時，即在連升客棧被捕。臬司鞫訊時，諸刑羅列，逼供同黨，以期一網打盡。先父滔滔抗辯，泰然自若，亦不下跪。學務處提調張鶴齡同情先父，力為斡旋，結果判處監禁終身，係長沙獄。先父在獄中，除吟詠自遣外，輒以革命大義向同監犯人宣傳，受其感化者甚多。
據說，監獄的獄卒也受覃振感化，覃振夫人宋之昭每月兩次探監，獄卒盡量給予方便，不限製時間。覃鈺的文章，記述了覃振在獄中的幾件生活小事，相當有人情味，覃鈺稱：覺，有時也同吃牢飯。母親傷心地說：“無知小兒也進牢房！”父親說：“讓他陪我玩玩，使我得到暫時的安慰，有何不好？”以後習以為常，禁子也不幹涉。覃振後來因在獄中進行革命活動被轉入桃源監獄：
先父在長沙獄中與外界聯絡，日久漸為省吏所聞，屢施搜查、提訊，終未獲得佐證，遂解桃源縣監獄繼續關押。桃源為先父故裏，情形熟悉，更利於進行革命。外間同誌如劉複基、蔣翊武及常德學生來探視者絡繹不絕。先父雖身在縲絏，對外間革命活動，仍了若指掌，常有所指點。① 應該說，在當時信息資訊條件之下，覃振對外間情況，很難作到“了若指掌”。但是，因為他被關在家鄉監獄，鄉裏鄉親，是有條件了解一些情況，並且能夠參與外間的革命活動的。因此，有人稱常德、桃源地區的革命者，“隱奉先生為領袖”②。
覃振的妻子宋之昭在桃源縣模範小學教書，經常出入監獄，兼做情報聯絡工作。覃振的嶽父起初因覃振參加革命，曾表示不願將女兒嫁給他，這時態度也有所緩和，主動到監獄看望，翁婿的關係逐漸改善。
桃源監獄某獄卒的兒子13歲，人很機靈，覃振認其為義子。那男孩每天來往於學校和監獄之間，替覃振和宋之昭傳遞信息，與外界聯絡。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覃振在南京政府擔任高官，那位義子已長大成人，曾到南京看望。覃振很高興，讓他留住在家裏，還打算安排他在南京工作。義子說自己文化低，不會工作，且已成家，不願離開家鄉，惟一的心願是在桃源開一小店謀生。覃振資助他回鄉，並為他親筆書寫“太白酒家”招牌。
覃振的長女覃鈺，常常到監獄陪伴覃振，天真兒童加之父女親情，使覃振在囚禁中得以舒心解悶。正是有這段經曆與接觸，覃振日後在眾多子女中，一直最疼愛長女。
覃振在桃源獄中曾賦七律一首。詩雲：十五離家仗劍遊，雄心辜負少年頭。誤來古洞避秦劫，忍向新亭泣楚囚。壯誌未酬海國夢，傷時感舊故園秋。漁樵莫話當年事，山自青青水自流。
（二）穩定湘局
就在覃振在桃源監獄苦度歲月的時候，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了武昌起義。起義的策動者多屬湘籍，大都是覃振的朋友。
1908年以後，與覃振先後從日本回國的共進會成員很多。其中孫武回到漢口，焦達峰回到湖南，鄧文輝回到江西，他們在各地成立共進會分會，以“中華山”的名目統一長江流域各地會黨，策動武裝起義。
湖北的另一較大的革命團體是文學社，蔣翊武任社長。湖北革命黨人運動的對象，主要是新軍。新軍是清末新政訓練出的正規軍，其作戰能力與組織紀律，比會黨強出許多。
湖南湖北的革命黨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聯係。焦達峰尤其不辭辛苦，往來於湘、鄂之間，從事聯絡。起義前，焦達峰等又一次專程到武漢，與湖北革命黨領導人召開緊急會議，相約同年8月兩湖同時發難，並約定為：“如湖北首先起義，則湖南即日響應；湖南首先起義，則湖北即日響應。”②
1911年8、9月間，四川發生保路風潮，湖北新軍奉調入川，武漢人心惶惶。文學社、共進會利用這一時機，於10月10日聯合發動起義，一舉推翻了建立了268年的大清王朝，將共進會十八星旗幟，高高的升起於武昌蛇山、黃鶴樓前，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因為這年是辛亥年，起義稱“辛亥革命”。此後，革命軍一直用十八星旗作軍旗，直到西南護法戰爭後，這麵旗幟才被廢棄。
因交通聯絡不便，湖南革命黨人直到10月12日才得到正式消息，焦達峰聯絡會黨，在新軍的革命黨人陳作新聯絡新軍官兵，經過準備，於22日占領巡撫官署，宣告成立“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當天傍晚，公舉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23日改軍政府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
湖南新政權的建立，不但穩定了武漢的後方，免除了首義之區的後顧之憂，而且割斷了清政府與粵、桂各省的聯係，有力地推動了各省的起義。而焦達峰、陳作新也集中全力支援湖北，立即組織支援的軍隊。10月28日，王隆中統率湘軍第一協統，作為第一批援鄂軍，出發支援湖北。其後，他們又著手組織第二批援鄂軍。
武昌起義爆發之時，覃振尚在獄中。他在獄中得知起義爆發，即與同誌密謀，布置在湘西方麵軍事策應事宜。焦達峰就任都督後，急電桃源縣，令送覃振人省商議大事。縣令到獄中讓覃振出獄，覃振擔心縣令有詐，意欲加害，不肯出獄。直到縣令拿出焦達峰的信，覃振才解除顧慮，欣然就道。
就在覃振滿懷喜悅，準備與焦達峰等共籌革命大計之時，湖南革命又遭挫折。
革命黨人在政治上較為幼稚。焦達峰、陳作新天真地以為“排滿革命”大功告成，漢族一家，未對立憲派作任何防範。立憲派趁機把持了湖南的軍政大權。而會黨的素質低下，紀律散漫，也授人以把柄①。對焦達峰不滿的軍人於10月31日殺死焦達峰、陳作新，推舉立憲派首腦譚延間為新都督。這一天，距湖南起義成功，僅僅十天。焦達峰時年25歲。
覃振趕到長沙，焦達峰、陳作新已被立憲派殺害，常德等地也有革命黨人被殺害。革命黨人心懷憤懣，議論紛紛，一片混亂。譚延鬮聲稱二都督為“亂兵”所殺，親自至靈前祭奠，下令公署一律降半旗致哀，允諾葬於嶽麓山。時人稱之為“譚延閻像貓哭老鼠般地為焦、陳舉行追悼會”。
當時形勢極為嚴峻，新建立的武漢革命政權尚未立穩根基，清軍又兵臨漢口，湖北危急。湖南、湖北密邇相連，且武昌起義的策劃者多為湘籍，湖南之向背，關係武昌之安危。大敵當前，大義所在，湖南不能再亂，否則其他各省會有反複。湖南的當務之急是援鄂。黃興也給身在長沙的周震鱗、譚人鳳寫信，說明穩定全局的重要性，及應權且支持譚延閻，共同安定湖南的必要性，同時指定周震鱗留在長沙，維持湘省局勢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