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代表在談判中也有交鋒。如曾養甫在談判中說：共產黨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不過四五萬條破槍。一麵和我們談判，一麵罵我們委員長是賣國賊頭子。曆史上實力就是是非。說我賣國，我就賣國，共產黨其奈我何？呂振羽反駁說：你們的報紙、電台不是天天在罵“朱毛匪”嗎？中共回敬一下，有何不可！至於實力是不是是非，曆史已早有公斷，可作殷鑒①。
覃振和許多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是老朋友。翦伯讚作為覃振的秘書住在南京，翦伯讚為兩黨聯絡提供渠道，促成這次國共談判，覃振是知道的。
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帶來了毛澤東寫給覃振的親筆信。從此，覃振和共產黨中一些老朋友的關係，又逐漸熱絡起來。周小舟帶的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署名蓋章，同時收到信的還有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曾養甫等國民黨要人。
5月初，陳立夫在曾養甫家口授國民黨談判的條件，由諶小岑筆錄。其具體內容為：國民黨歡迎共產黨的武裝參加對日作戰，但需加以改編；成立民意機關，共產黨可派代表參加；國民黨承認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這些條件是經蔣介石認可的，由諶小岑抄送呂振羽。共產黨的“要求”和國民黨的“條件”，是雙方繼續談判的基礎。
同月，周恩來會見北方局的談判代表，聽取與曾養甫、諶小岑的談判彙報。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潘漢年也在這一時期回國，在上海從另一渠道開始同國民黨接觸。國共聯係多條渠道，同時進行。
林伯渠也在5月寫信給覃振和其他國民黨老朋友，致以問候並呼籲促成國共談判②。
曾養甫這條線的談判於7月結束，原因是曾養甫調任廣州市長，任國民黨省黨部主任。諶小岑交給呂振羽一份密電碼，說：“南京談判到此終止，自後由武漢電台和延安電台直接聯係。”諶小岑立即通知周小舟。8月，周小舟再至南京，處理一些未了事宜，不久，專赴延安，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彙報有關這次南京談判的全部情況。他此後即擔任了毛澤東的秘書。
8月25日，中共正式致書國民黨，申明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
9月1日，周恩來致書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表示共產黨對於兩黨合作的希望與誠意。
9月23日，毛澤東致書蔡元培，請敦促南京當局停止內戰，並致問候宋慶齡、何香凝、李石曾、吳稚暉、覃振等，稱“一切之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統此致訊”②。
12月1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等19人聯名致書蔣介石，勸其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呂振羽這一時期呆在廣州，一直與曾養甫保持接觸，直到1937年4月，才回到北京。（三）“浪子把舵”
1936年底，中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調東北軍駐陝西、甘肅一帶，剿滅共產黨。蔣介石自任西北剿匪總司令，以張學良為副總司令，負實際之責。1936年10月底，蔣介石親臨西安、洛陽，督促張學良等全軍開赴前線剿共。
張學良自東北喪失後，遭到愛國人士譏諷．內心極其痛苦。張學良不願打內戰，希望與中共聯合抗日，於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與西北軍將領楊虎城發動“兵諫”，幽禁蔣介石，是為“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提出八項主張，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被捕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政治自由。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出現危機，政府要員分成兩派，一派主張討伐，以戴傳賢為主，謂綱紀必須維持。一派主張和平解決，以孔祥熙、宋美齡為主，謂必須顧及蔣介石的安全。覃振與蔣介石的個人關係並不好，但是，他擔心蔣介石遇到不測，在中國產生鏈鎖反應，引發大規模內亂，給日本趁中國內亂擴大侵略的機會。他希望問題和平解決，並為此心中非常焦慮，惶恐不安。
1936年12月14日，馮玉祥到孔祥熙家，與孔祥熙、宋美齡商量對策，出門時遇見覃振、傅汝霖前往探望並商討對策。
16日，國民黨中央召開政治會議。在會上，國民黨高層就解決問題的方式發生了爭論。覃振在會上與孫科發生了爭吵。據馮玉祥日記稱，會議在上午九點開始，會場情景及發言如下：1936年覃振攝於南京三、戴季陶說幾日未食未眠，大發議論。四、何敬之亦是大發議論。五、朱益之主快。六、程頌雲亦主快戰。七、居覺生主圍到城下為好。八、決定任何為討逆總司令。九、下討伐令歸國府辦。十、覃理明因孫哲生有一句“不耐煩了”，起而質問：為什麼當主席不耐煩，不耐煩不要當主席。
十一、孫說：很好，很好，我讓，請別位來。
十二、眾勸之始完的。
午後，知宋美齡說，外麵多人罵孔庸之主和平。美齡說，如打時，他①即飛往長安同介石同死也。聞之，甚為難過。②
會上，主戰者大發議論，覃振擔心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而影響國家存亡，因心中鬱悶而焦躁不安，以致與孫科發生爭吵。‘他在家中，也有時表現得情緒激動。有一次在家中吃飯，談及時局及蔣介石，覃振甚至動怒、掉淚。
當時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覃振的二哥是湖南桃源縣的地主，覃振的子女稱其為典伯伯。大革命時期，典伯伯為富不仁，在當地很霸道，湖南農民協會的人將其打死。大革命失敗後，覃振回鄉，典伯伯的兒子覃繼武曾經跪在覃振的麵前，請他為父報仇，被覃振拒絕。後來，覃繼武抓到農民協會的人，將其殺害。
西安事變發生時，覃繼武正在上海。一次在覃振家吃飯，覃繼武談起殺農民協會報仇之事，麵帶得意之色③。
覃振聽了勃然大怒，一邊流淚，一邊用筷子“得、得、得”地敲著盤子，嗬斥道：“你打死他，你們這個仇要結到什麼時候？中國現在這麼亂，日本人欺負我們，蔣介石現在還不能死！孫先生死後，中國像一條破船在水上漂，出了這麼一個浪子把舵。國家現在需要他，他不能死。”
覃振反對冤冤相報，糾纏曆史舊賬。他形容蔣介石對於中國來說是浪子把舵，這句話反映出他對時局的估量及憂慮所在。盡管他深知蔣介石誠信度有限，對蔣介石有諸多不滿，但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他是認同的。西安事變後來在周恩來等人的調解、斡旋下和平解決，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出現了國共合作的新契機。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飛離西安。1937年1月，撤裁西北剿匪總司令部。2月，蔣介石宣布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並派張衝去西安與周恩來協商。3月，任命王寵惠為外交部部長，加強與英、美、俄聯絡。
（四）營救李六如
西安事變以後，中國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允諾釋放政治犯。在這一背景下，覃振以司法院副院長的身份，出麵營救了一些著名的共1936年覃振、宋之昭在南京明孝陵賞梅產黨人，如董維鍵、李六如等。
董維鍵是著名共產黨人，主要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翦伯讚受中共委托，給覃振當秘書，爭取覃振同情革命，就是董維鍵一手促成的。董維鍵發表了許多文章，出版了一些專著，署名均用筆名“董之學”。專著有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各國民權運動史》，上海昆侖書店出版的《世界農業史》，193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世界殖民地獨立運動》；譯著有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與傅勤家合譯的（英）C*A.柏爾《西藏誌》。這些著作都和中國革命密切相關。
1935年秋，董維鍵在上海被捕，關押在上海衛戍司令部監獄。董維鍵的妻子趙坤元找到翦伯讚，請翦伯讚設法營救。時值諶小岑托翦伯讚打通與中共關係，翦伯讚向諶小岑提出由董維鍵協助打通關係。曾養甫向陳立夫彙報此事，陳立夫一麵表示這個人物太大，不能輕易放人，一麵派人找董維鍵，要求董維鍵先將他所著《養生論》譯成英文，然後可以放人。董維鍵拒絕為他翻譯書稿，一直被關押，直到西安事變後，才被覃振設法救出。
李六如是湖南平江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是辛亥革命元老，覃振的老朋友。他曾經參加“文學社”，擔任領導機構成員，1921年加入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任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常委。紅軍主力長征後，李六如擔任代理財經委員會主任，在贛南打遊擊，1935年被捕入獄，判死刑。李六如熟諳法律，自寫“辨訴狀”，說明自己並非要犯，根據法律，亦無死罪。
李六如讓妻子王美蘭將“辨訴狀”副本寄給覃振，請其設法免除死刑。李六如已有十餘年未與覃振聯絡，原本隻是碰運氣，卻得到覃振斡旋和幾次疏通、力保。李六如在回憶錄中稱他當時隻差執行槍決，無奈之中寫信給覃振。回憶錄中寫道：
我乃根據法律事實向軍事委員會江西保安司令等機關辨訴八條，說我無死罪，同時將這一底稿分寄已斷絕關係十餘年之老友南京司法院副院長覃振請求營救，這對我不過是一個盡意的最後辦法，不料得到他從中斡旋與幾次力保才拖延至西安事變，候複由兩電贛熊（武漢軍）始被釋放……①
覃振為救李六如，頗費周折。他先找江西行轅主任楊永泰，遭楊永泰婉言拒絕。楊永泰說：“覃院長，不能放，這個人是鐵石板上釘釘子，確實是老共產黨。”覃振又親自給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寫信保釋，寫了兩封信。其中一封信是1936年11月16日寄出的。文化大革命中還真在江西省國民黨舊檔中查出“偽司法院副院長為保釋李六如給偽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信”，原信如下：
天翼吾兄主席勳鑒：敬啟者，李君訓生前以共產黨嫌疑被捕，羈押吉安將及一年，弟以李君曩曾效命本黨，不無微勞。現已年逾五旬，室家多累。經此一度，必能反省。特此函懇，務乞念其衰老，轉飭吉安該管機關，從寬開釋。弟對於李君今後行動，當完全負責保證。嵩函奉懇，無任感禱。敬頌勳妥。②
1937年，覃振回湖南省親，專程繞道江西，親自找熊式輝交涉，終於將李六如保釋出獄。李銳論及此事，稱讚覃振此舉難能可貴，義重如山。他說：“覃振真是黨的不忘舊情的好朋友，對這樣一位被通緝的‘老共匪，死囚，敢對他今後行動，‘完全負責保證’，是難能可貴，義重如山。”④
熊式輝同意放人後，因李六如用的是假名字李訓生，許多人不認識他，覃振的庶務李嶽豐的哥哥是李六如的朋友，認識李六如。覃振特地派李嶽豐到監獄，找出李六如，將他與妻子王美蘭接到南京。
李六如到南京後，先住在新華旅館，後佃房居住。他的一切生活費用皆由覃振支出，獲得優養。李六如回憶錄稱：“1937年出獄後約在3、4月間到南京，一時生活係由覃振私人替我解決的，除在南京替我佃房租，購家俱及南京旅費共花費了幾百元外，還從中央政法委員會辦公項下（他是委員長）每月送我一百元幹薪作日用之費。”①
覃振想讓李六如就近做點事，遭到李六如拒絕，覃振也未勉強。李銳說及此事，稱讚覃振有中國土人的古風：“到南京後，覃振曾讓他就近做點事，他沒有同意。人各有誌，覃振遵守了中國士人的古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