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覃振曾叮囑李六如：“你不跑，你跑我不得脫糊（脫不掉幹係之意），我會想辦法送你走的。”③
覃振果然多方打聽，於“八?一三”上海淪陷以後，得知武漢有尚未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便派庶務李嶽豐將李六如夫婦送往武漢。
李六如在八路軍辦事處見到博古、葉劍英、錢之光，恢複了共產黨員的身份和黨的關係，後被送到延安，先在邊區銀行當了兩個星期的秘書，又被調到毛澤東處任秘書長，兼任中央財政經濟部指導處處長。
覃振盡其所能搭救李六如等著名共產黨人出獄，除了因為和他們是老朋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國共兩黨能夠以民族大義為重，聯合抗日，共赴國難。覃振因對蔣介石不滿，有時表現消極。李六如在南京期間，曾勸覃振不要消極，要出來做事。覃振說：“我能做什麼事？”“中國打日本鬼子要靠你們紅旗子，老蔣是不行的。”④（五）支持湖南抗日宣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侵略軍對中國發動全麵的侵略戰爭。同年10月26日，日軍攻人上海守軍的主要陣地，上海即將陷落，南京告急。國家形勢危若累卵。
這時，國共打了十幾年內戰，兩黨稍有處理不慎，就會內禍燃於前，外侮乘於後。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關頭，蔣介石提出全麵抗戰，共產黨表示擁護，國共兩黨重新開始合作，逐漸形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華民族由此進入全麵抗戰的新階段。
蔣介石雖然同意建立統一戰線，共禦外侮，但對共產黨猜疑如故，在國民黨內專權如故，國民黨政府腐敗如故。蔣介石身邊的人大肆宣傳“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組織”。國民黨內主張抗日的進步人士對這種情況十分擔憂，暗中論及時事亦多感慨。如蔣介石身邊文武大員庸懦無為，但事擴張勢力，以權謀私。政府用人不重職責，機關不重製度，缺乏組織協調。蔣介石個人專權，排斥異己，造成上下阻隔，社會上人心浮動，青年煩悶。而延安則軍民一心。
覃振深知國家內憂外患，舉步維艱，而蔣介石的誠信度又有限。覃振於時局憂心如焚，也希望在民族危機的關頭有所作為。他為國家的前途憂心忡忡，無奈之中隻能與馮玉祥、鄒魯等幾個關係密切的國民黨元老聚談，分析形勢，傾訴心中的鬱悶及對蔣介石的不滿。
馮玉祥是著名將領，擔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覃振找他，主要是聽取他分析抗戰戰局，同時也對國民黨領導核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我們可以從馮玉祥的日記，了解到他們之間談話的部分內容。
1937年10月30日．覃振、鄒魯到馮玉祥家，在座的還有邵力子。馮玉祥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們談話的內容： 覃先生謂：一、我們今天喊抗日，明天喊抗日，結果抗日時機已來到，而反予我們以閑散，並非我們不能抗日，而是不予我們以死所。每見朋友，隻可答以我輩發動抗日，現在連素主和平者亦出而主戰，我們可在後麵閑散閑散，雲雲，心中苦悶已極，但亦隻可如此聊自解嘲耳；二、大計皆決於一、二人之手，而恐此一、二人未必能擔當得起，前途殊危險。①這次談話的內容涉及訓練民眾、抗日宣傳、招募新兵等等，時間長達兩小時。幾天以後（11月3日），覃振和鄒魯又到馮玉祥家聚談，在座的還有傅汝霖，談話內容主要涉及政府的人事問題：
一、覃先生謂：蔣先生左右盡以霄（宵）小把持，老成謀國者皆摒棄不顧；二、我謂：蔣先生以諸事紛紜，於是遇事向批交辦，乃部交於司，司而科，科而科員，而司書，一樁公案因之以了，初未問其實行與否也。補充兵額之事餘曾數向蔣先生提及，結果交辦交辦以了之。似此重大事件而忽略若此，殊為抗戰前途憂；三、傅先生謂：上述情況隨處皆然。我曾視各處所存之碎石，據案卷所載某處所存數萬方，某處存數萬方，結果一經勘查，實數尚不及十分之一。更可笑據案存汽車數百輛，而一。在向內地撤退途中經調用，則僅機器與底盤，而並非完整可用之物，似此等等，一則辦事人不負責任，未加實地考查，再則泥於公文因循，一經呈報即歸完畢，殊不知實際無若是之簡單也……①
他們談話的內容還涉及政府因循苟且，德國顧問應及早取消，及德國顧問、大使暗中幫助日本人等。
1937年底上海淪陷後，民國政府內遷，覃振取道湖南轉赴武漢。在湖南期間，他親自參與抗日宣傳活動，曾在長沙與徐特立共同慰問前線撤退的受傷官兵，共同對青年學生講演，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受到青年學生的歡迎。共產黨湖南省黨委也非常重視覃振在湖南的影響，將他作為重要的上層統戰對象，曾在省黨委會議上討論如何更好地發揮他的作用問題。
湖南共產黨組織在大革命後遭到嚴重破壞。“七?七”事變後，平、津、滬等地相繼陷落，一些文化教育機關內遷，大批青年學生和文化工作者湧入湖南，雲集長沙。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人、民族抗日先鋒隊隊員和進步人士，與當地青年聯係，形成一個革命的文化群體。其中有呂振羽、翦伯讚、張天翼、譚丕模、李仲融、楊榮國、黎澍、曹國智、曹國樞、蘇鏡、楊庚、潘先隆、梁宜蘇等。
覃振不但親自宣傳抗日，力促統一戰線的形成，還利用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和社會上的聲望，支持、掩護愛國進步人士和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活動。在他的支持下，呂振羽、翦伯讚團結湖南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抗戰，成立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簡稱文抗會）、“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簡稱文協分會）和“塘田戰時講學院”，將湖南的抗日宣傳活動搞得生機勃勃。
呂振羽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回湖南工作的。1937年9月，呂振羽在南京接到周小舟自延安來信，稱“家父囑，望兄速回鄉開荒”①。呂振羽知道是中央派他回湖南工作，即找翦伯讚商量。翦伯讚請覃振出麵寫信，介紹他們與湖南省主席何鍵及何鍵的重要副手劉嶽厚接洽，請給予讚助。翦伯讚於同年早些時候（1937年5月）被中國接納為預備黨員，這時也奉命回湖南工作。
覃振是國民黨元老，湖南革命前輩，在湖南有相當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他支持呂振羽、翦伯讚在湖南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寫信介紹他們結識何鍵等人，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呂振羽後來著文《記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記述了他們進行抗日宣傳及覃振對他們的支持。呂振羽稱當時湖南國民黨內部分成三派：以賴璉為首的省黨部CC派（甲派）；以省主席何鍵為首的地方派（乙派）和複興社派。乙派受甲派排擠，兩派矛盾很深。呂振羽和翦伯讚利用覃振的關係，拜訪何鍵，獲資助允諾。又多次拜訪何鍵的重要副手劉嶽厚，與其多次懇談，說明成立文抗會和中蘇分會的必要，獲得劉嶽厚的首肯。劉嶽厚又引見了屬於省黨部的執行委員陳大榕。呂振羽等人在策略上是打著覃振的旗號，利用覃振的關係，聯合乙派，爭取複興社，孤立甲派①。
1937年10月17日，文抗會在第一師範大禮堂成立，呂振羽為臨時主席，到會六百餘人，賴璉和何鍵出席了大會。文抗會選出呂振羽等四人為常務理事，下設研究、組織、宣傳、總務四部，主要由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進行領導。其工作最初開展得紅紅火火，出版刊物、演戲講演，用各種形式組織宣傳活動②。第二年，國民黨逐漸在文抗會各部門占據了優勢，至長沙大火前夕，文抗會已趨於瓦解。
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也是在覃振支持下成立的。中蘇文化協會（成立於1936年）會長是孫科，副會長為陳立夫、邵力子，常務理事為張西曼。國民黨政府成立這一機構隻是做出改善與蘇聯關係的姿態，並不是真要促進中蘇文化交流，所以未在地方上設立分會。“七?七”事變後，南京各機關要疏散，中蘇文化協會有西遷長沙之議。翦伯讚在回湖南前，多次找張西曼協商．要在長沙設立分會。經覃振斡旋，這一倡議得到張西曼的支持，亦得到孫科的認可。
1937年11月，張治中取代何鍵任湖南省主席。翦伯讚先說通張治中，爭取到支持與批準，又到武漢找到覃振，請他出任分會會長。覃振以湖南分會會長的身份函請張治中關照分會工作。分會是中上層人物的統戰組織，籌備委員七十餘人，包括了國民黨在湖南的各派代表。12月19日，湖南分會召開成立大會，翦伯讚為主席，賴璉、張治中出席並講話，孫科的代表張西曼致詞，會上還宣讀蘇聯大使館及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代表祝賀電報。翌日，選舉翦伯讚、劉嶽厚、陳大榕為常務理事。
用呂振羽的話來說，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是利用他、翦伯讚與覃振及覃振與何鍵派的關係，在文抗會已經打開局麵的基礎上成立的。分會的領導雖然主要是覃振等國民黨上層，但這些人大多不參與分會的日常工作，且對翦伯讚、呂振羽十分信任。分會的工作，共產黨外由翦伯讚出麵，共產黨內部指定由呂振羽等人負責①。分會的作用，主要是掩護進步人士進行抗日宣傳及救亡活動。分會的機關刊物是半月刊《中蘇》，翦伯讚任主編，重要稿件送徐特立②、呂振羽審閱。該刊物文章大多是短小精悍，宣傳抗日救亡理論和捍衛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等，信息量大，每期銷售三四千份。後來，編輯部遷往桂林，因經費緊張，改為月刊，至1940年停刊，共存在兩年半時間。
周一誌在回憶錄中，對覃振在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抗日戰爭爆發後，翦伯讚等在長沙組織中蘇文化協會長沙分會，當時湖南省主席何鍵及湖南省黨部的CC分子百般阻撓。為了掩護協會的工作，覃出麵擔任中蘇文化協會分會會長。由於他擔任會長，省當局對他不能不客氣一點，因此掩護了當時一批進步人士的抗日救國活動。”③
這一時期，覃振還擔任邵陽塘田戰時講學院院長，副院長是呂振羽。塘田戰時講學院是呂振羽受中共湖南省委和徐特立委派籌辦的。辦學主旨是在湖南進行抗日宣傳，培養幹部。中共湖南省委和徐特立曾向中共中央彙報，徐特立還特地為此寫信給毛澤東和洛甫。徐特立在工作彙報中稱：
一個月以前，我們的同誌呂振羽在寶慶辦了一個學校，名戰時講學院，已經找好校舍，開始招生，由司法院副院長覃理嗚當院長，呂振羽當副院長……
不久前，我曾寫信給澤東、洛甫兩同誌，要求派幾個下級幹部去當學生，將陝公和抗大的學風帶去，以便在湖南進行抗戰教育。①
呂振羽在辦學過程中十分注意做好統戰工作。除了覃振任院長之外，還邀請張治中任名譽董事，湖南省參議會議長任董事長，省黨部執委劉嶽厚等任董事。覃振大力支持塘田戰時講學院的工作，國民黨多次查封，都被覃振頂住了。他甚至把自己的私人圖章交給呂振羽，由呂振羽隨便使用。多年之後，呂振羽憶及此事稱：“當時我是塘田戰時講學院副院長，這是一所為我黨培養幹部的學校，國民黨多次想查封，都給覃振頂住了，覃振對我的工作大力支持，甚至把他的私人圖章都交給我使用。”②
塘田戰時講學院1938年9月正式開學，第二年4月被國民黨查封，僅存在7個月。國民黨CC頭子陳立夫給湖南保安司令電報稱：
據報塘田戰時講學院，實即奸黨之西南抗大，宣傳錯綜複雜的思想，愚弄青年，欺騙群眾，企圖搗亂社會秩序，危害三民主義，應嚴加查辦，製亂未萌……③
學校被查封後，CC派有人找覃振追查責任，覃振說自己不知道呂振羽是共產黨，並在報紙上發表公開講話，把事情混了過去④。
這所學校培養抗日人才，播撒革命火種，確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西南抗大。在短短的時間內，學生有四十餘人加入共產黨，一百餘人加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後來，他們有的到了延安，有的留在國統區從事地下工作，活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各條戰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