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遷重慶
1937年年底，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覃振隨政府西遷。跟隨覃振同行的，還有他的第三個妻子——全汝真。
全汝真是江蘇無錫人，身材修長，容貌美麗。覃振在上海期間常常出入舞場、咖啡廳等交際場所，結識了全汝真。上海陷落後，國民政府內遷，全汝真不願留在上海，跟隨覃振到了重慶，和覃振生活在一起，成了覃振的第三個妻子。這一年，覃振52歲，全汝真約20歲。全汝真穎慧聰明，隨覃振學習書法，日熏月染，居然能寫一手很好的毛筆字，連字三十年代全汝真攝於上海體也與覃振的字體相似。她有時在家中為覃振招待客人，還和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如和翦伯讚夫婦就多年保持友誼。應該說，全汝真是覃振的紅顏知己。
全汝真在重慶住的是市內靠近臨江門碼頭楊家花園的一棟花園洋房。覃振平時也住在楊家花園。重慶是山城，這處房子地勢低，潮濕，出門要走很長的山路。但是，因附近有很好的防空洞，在多次遭日本飛機轟炸的重慶，楊家花園算是很好的房子了。
這期間，宋之昭、梅鶴修也到了重慶。
宋之昭最初住在南溫泉的一處別墅，是借住熊克武的房子。南溫泉風景優美，是重慶著名風景區。與覃振家同時住在這所房子的，還有鄒魯一家，覃振和鄒魯家各占房子的一半。章士釗到重慶以後，住在南溫泉覃振家，大約住了半年，直到這處房子被日本飛機炸壞。南溫泉的房子被日本轟炸後，宋之昭搬到鄉下白鶴林馮家大洋房。馮家大洋房是馮姓地主的房子，三層磚石結構的樓房，人稱“馮家大洋房”或“馮家大院”，由中蘇文化協會租用。侯外廬一家住在三樓，王昆侖、曹孟君夫婦住二樓。宋之昭搬到白鶴林之後，也住在二樓。同時住在白鶴林的，還有推行鄉村建設的晏陽初。‘年代宋之昭攝於南京
翦伯讚1940年初到重慶，先住在南溫泉宋之昭家，後來遷往白鶴林不遠處的騎龍穴，住在劉家大院。劉家大院是中蘇文化協會租用的存書處。侯外廬回憶當時的情景，稱經翦伯讚介紹，宋之昭住進白鶴林。侯外廬與覃振的相識與交往，也是從此時開始的①。
覃振在重慶期間，作為政府高官，司法院副院長，主要在兩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麵，在司法係統繼續推行司法改革提案；另一方麵，積極參加抗日活動，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
在推行司法改革提案方麵，他的工作卓有成效。
1939年1月21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五次全會，覃振為到會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議政治報告決議案對司法院工作是肯定的，稱：“司法院十閱月來之工作分為四項：（一）關於司法法規事項，（二）關於法院監所事項，（三）關於司法人員事項，（四）關於審判檢察事項。各項工作，均能振奮。就中法規方麵，如戰區巡回審判辦法，於上訴案件，予當事人以赴訴之便利。如法院監所方麵，徒刑人犯移墾及改服兵役之實施計劃，以疏通監獄增加生產及抗戰力量。如非常時期，監所人犯臨時處置辦法，使臨近戰區之各監獄看守所人犯得以疏散，以策安全。司法人員方麵，如戰區司法人員之分發任用，以救濟戰區退出之司法人員；如法官律師參加偽組織取締，以絕叛逆而肅綱紀。審判檢察方麵，如厲行檢舉漢奸及舞弊事件，以杜絕不肖，而利抗戰，尤能適應抗戰時期之需要。其他關於司法上之推進與改革，亦能因應鹹宜，尚望繼續邁進，以赴事功。”①
同年11月12日至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覃振為到會的中央監察委員、政治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政治組成員。會議《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有關司法工作的內容為：“司法工作，如戰區巡回審判之推進，法院與監獄之增設，監犯調服兵役之厲行及司法人員之調整辦法，均甚得當。”①
監獄犯人調服兵役是當時的政策，是否合適，可以推敲。但是，從上述兩個決議案起碼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司法院的工作主要圍繞兩個主題，其一，推行戰時司法體製，如推行巡回審判，非常時期監獄人犯臨時處置辦法等等；其二，繼續在法院、監獄、司法人員管理等問題上落實覃振有關司法改革提案。應該說，決議案中稱這一時期司法工作“因應應宜”，，是相當準確的。從中亦可看出覃振推進司法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1941年至1942年，覃振作為中央監察委員，出席國民黨五屆八次、九次、十次中央全會，為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政治組成員。1943年五屆十一次全會上，覃振與孫科、居正、戴傳賢、於右任、葉楚傖、朱家驊、劉尚清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繼續當選司法院副院長。國民政府委員是很重要的職務，陳立夫稱“擔任國民政府委員的人選，通常都是由國民政府的主席推薦給中央政治會議，經通過後再轉送到中央常務委員會”②。覃振這一時期，為司法改革及廢除領事裁判權做了許多工作。
1944年5月五屆十二次全會、1945年5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六屆一中全會、1946年3月六屆二中全會，覃振均以中央監察委員身份到會，為六屆二中全會政治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
覃振平時住在楊家花園，有時也到白鶴林馮家大院，尤其宋之昭生日或過年，必定到白鶴林探望。覃振到白鶴林時，翦伯讚常常去聊天，談論抗戰形勢，曆史上的農民起義，說古論今。同住在白鶴林的侯外廬、王昆侖有時也參與。覃振主張積極抗日，對蔣介石消極抗日十分反感。他常常說：“不管什麼黨，什麼派，隻要打日本鬼子，我就擁護。”侯外廬對覃振十分欽佩，說：“覃院長，您的心情，是海闊天空。”
翦伯讚在重慶期間，黨內的工作是做國民黨高級官員馮玉祥、覃振的統戰工作。翦伯讚擔任覃振的私人秘書，經王昆侖介紹，又兼任馮玉祥的曆史教員。周恩來從延安到重慶，不久就約見翦伯讚，談工作安排。翦伯讚給馮玉祥當曆史教員，獲得周恩來同意，並被當做一項政治任務。這一時期，翦伯讚的組織關係是與周恩來單線聯係，後來因為周恩來工作太多，改由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徐冰聯係。徐冰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秘書，分管統戰工作。翦伯讚組織關係雖然改為與徐冰聯係，但仍然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長達七年之久①。
翦伯讚時常和侯外廬及住在北碚的呂振羽等人來往，切磋文章、學術，談論時事，彼此誌同道合，感情溫暖融洽，耕耘學疇也多有收獲。據侯外廬回憶，當時白鶴林馮家大院，朋友的足跡，常常是一日三疊②。翦伯讚著名的《中國史綱》和大量史學論文，都是在騎龍穴的油燈下寫成的。
這一時期，覃振已經知道翦伯讚是共產黨人。為了掩護翦伯讚並解決他的生活問題，覃振正式聘請翦伯讚在司法院任法規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有1940年司法院的人事動態，寫明：
任原由：奉院令派充法規研究委員會委員級：本院副院長隨以秘書
職：委員姓名：翦伯讚年齡：43籍貫：湖南動態生效：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③
據覃銘回憶，當時她正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假期回來，覃振對她讚揚翦伯讚，說：“伯讚已經是共產黨，進步人士，大曆史學家了。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翦伯讚常常在白鶴林中蘇文化協會給進步青年講課。每逢翦伯讚到中蘇文化協會講課，覃銘都去聽講，聽了社會發展史，內容涉及從猿到人的轉變等等。同時聽講的還有中蘇協會的工作人員及王昆侖的夫人曹孟君、田漢的夫人安娥等。
宋之昭住在馮家大院，平日念佛，不問政治，有時幫助侯外廬、王昆侖做一些事情。侯外廬是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王昆侖是國民黨左派，院子周圍常常有特務監視。如果宋之昭知道侯外廬、王昆侖哪天有重要活動或有地下黨來訪，就會事先叮囑傭人老鄧，讓他提高警惕。有一次，《真理報》的記者采訪侯外廬，侯太太事先告訴宋之昭。宋之昭就出麵請特務打牌，以轉移特務的視線。
（二）歡迎宋慶齡
在重慶期間，覃振除了司法院日常事務之外，最關注的就是抗日，凡是有利於抗日的事情，他都積極支持，凡是消極抗日或有投降傾向的，他都堅決反對。
覃振自擴大會議以後，與汪精衛關係較好。“七·七”事變以後，汪精衛一心要向日本人求和，曾派陳公博請覃振到南京大華電影院看電影。陳公博在電影院勸覃振出麵與日本人聯絡。覃振一口回絕，說：“你和老汪講，如果這樣，我們兄弟斷絕來往。”後來，汪精衛離開重慶，與日本政府代表議和，覃振十分反感，大罵汪是漢奸，表現得愛憎分明。覃振斥責汪精衛當漢奸的記載，最早是在1939年元旦，見於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書中稱：1939年元旦，國民政府舉行儀式，遙拜孫中山陵墓，又集體團拜，隨後就是中央委員談話會，覃振在會上帶頭提出開除汪精衛黨籍，並通緝他。 禮行完後，馬上就是中央委員談話會，說：“汪精衛飛走了。”……蔣介石問大家意見如何？覃理鳴先生許多位都說：“要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要通緝汪精衛。”①
1939年11月14日晚，馮玉祥請一些國民黨元老會餐，覃振在餐桌上以波蘭為例，痛斥漢奸。據馮玉祥日記記載：
晚七點，請覃理明（鳴）先生、張知本先生、鄧家彥先生、焦易堂先生、王用賓先生、傅沐波先生會餐。理明（鳴）先生談歐洲局勢，及波蘭亡國的原因，並說我國現在走的完全是波蘭的路，親英法而不近蘇聯，將來會和波蘭一樣的。
我說：人和國交友是一樣的，現在我們的真正知己的朋友是哪國呢？我們還不重視國交，而一般無恥的漢奸，在一旁還是反蘇，真是可殺，真是可憐那！
1940年2月22日，馮玉祥請朋友聚餐，覃振又一次斥責汪精衛的賣國及其以權謀私的行徑。馮玉祥1940年2月23日日記稱：
晚七點，請程頌雲先生、丁鼎丞先生、覃理鳴先生、鄧孟碩先生、李宗黃先生、張溥泉先生、張嶽軍先生、陳伯南先生，張之江先生、傅沐波先生等聚餐，席間談關於傷兵之事，至於捐錢不是光說認識的，可以作傷兵之友，而不認識的也是一樣。
覃先生說：汪精衛這小子，中國曆史上查不出這樣一個人，像秦檜他還有一個高宗，而汪精衛是整個地把國家祖宗賣了。
又說：汪當行政院長時，像陳公博、顧孟餘那裏，陳璧君都介紹去很多的人。②
應該說，當時的國民黨高層，除汪精衛集團外，包括孫科、馮玉祥、覃振等大多數人是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堅決主張抗日的。他們的愛國情感，在歡迎宋慶齡的會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次歡迎會，是在覃振努力奔走下召開的。 覃振自孫中山去世以後，對宋慶齡始終敬佩有加。他隻要提起宋慶齡的高風亮節、道德文章，景仰和欽佩之情就溢於言表。與覃振較為接近的國民黨人周一誌也在回憶文章中稱：覃振一貫尊重孫夫人①。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宋慶齡積極主張抗日，始終站在進步力量一邊。她因不滿蔣介石獨裁統治，一度移居香港。1940年3月31日，宋慶齡從香港回到重慶。一年代的覃振
宋慶齡回來的消息，在山城重慶不脛而走，久受壓抑的人們到處興奮地傳播和議論著。蔣介石打著孫中山的旗號，自稱是孫中山的信徒、三民主義的信徒，對宋慶齡卻十分冷淡。宋慶齡回來後，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均未作任何表示。國民黨內部的一些人也看不下去，就找到了覃振。覃振說：“國母回來了，不能沒有表示。”就以元老的身份找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經林森同意，1940年5月1日下午4時②，在國府禮堂開了一個茶話會，表示歡迎之意。
王昆侖後來著文回憶宋慶齡，談到這次歡迎會的情景：
那天到會的國民黨中委有一、二百人，像於佑任、李烈鈞、居正、張繼、戴傳賢這些國民黨元老都來了，我也以中委的身份參加，而蔣介石就是避不露麵。這次荼話會本來沒有安排宋慶齡同誌講話，不讓人民聽到宋慶齡同誌的聲音。覃振代表了大部分與會者的心意，他一麵哭一麵說：“我們歡迎孫夫人給我們講話，孫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們最敬佩的人！”宋慶齡同誌在熱烈的掌聲中站起來，大義凜然，侃侃而談。她說，抗戰軍興已經五年，必須堅持到底，收複一切失地，方能對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將士和廣大人民。她還說，要爭取抗戰勝利，必須實行民主，發揚民氣，搞專製，搞個人獨裁，是一定要打敗仗的。最後她還說，各黨各派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萬不可兄弟鬩牆，手足相殘。她指責國民黨違反了中山先生遺教，有人名為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實則是中山先生的叛徒。當她說到激動處，也禁不住落了淚。她這一番意正辭嚴的講話，使一些天良未泯的國民黨元老無不動容，也使那些躲在會場一角的頑固分子如陳果夫、陳立夫之流狼狽失色。① 馮玉祥也參加了這次歡迎會：“覃振一麵哭著一麵說：‘請孫夫人講話，我們歡迎孫夫人，孫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們最敬佩的人！’覃先生一說完這話，委員中就有三分之一落下淚來。”②
馮玉祥在日記中對宋慶齡的講話作了這樣的描述：
午後四點，國民黨歡迎孫總理夫人，席間她說的幾句話，無人不吊（掉）淚，知道孫夫人真是女中之堯舜，在此龍潭虎穴敢說出這種話來，真是偉大。她說：你們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們是不是信仰總理（遺）教？總理親筆寫的建國大綱？及第一次代表大會總理寫的宣言？是的。為什麼還有曲解三民主義的？這樣抗戰能會勝利嗎？這幾個問號說的真是無人不吊（掉）淚的。①
馮玉祥讚揚宋慶齡敢於痛斥蔣介石違背孫中山遺教為偉大，為女中堯舜，稱重慶為龍潭虎穴。覃振在此環境之中為這樣一個集會而奔走，可見其對宋慶齡的欽佩，對蔣介石的反感。其膽識亦不一般。
（三）東方文化協會
在重慶期間，覃振還支持了東方文化協會的改組工作。
日本侵略者占領上海、南京及廣州、武漢以後，野心膨脹，將武裝侵略範圍擴大到東南亞，並為其侵略造勢，推行文化侵略，提出所謂建設能保東亞長治久安的新秩序。針對這一新情況，中國的抗戰也必須同時在兩條戰線進行。一條是武裝戰線，以武力抗擊日本侵略軍。一條是文化戰線，批判日本政府的文化侵略政策，團結亞洲各國人民批判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理論。當時，重慶有一個東方文化研究社，成立於1932年，是研究東方文化的民間團體，會員有中國人、韓國人，共三四十人。1939年，周恩來指示王炳南（中共派駐重慶的秘密代表）與郭春濤（馮玉祥的政治部主任，與共產黨關係密切）配合，將東方文化研究社改組為東方文化協會，使之成為團結亞洲各國人民共同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團體。郭春濤、王炳南隨即展開活動，由王炳南出麵請於右任（國民政府委員，監察院院長）擔任會長，郭春濤出麵請覃振擔任副會長。於右任、覃振均欣然應允。
同年12月23日，東方文化研究社在重慶國民精神動員會堂舉行籌備會。覃振任大會主席，並主持會議。會議議程為：覃振報告東方文化研究社改組為東方文化協會的意義；郭春濤報告社務概況；韓國、越南代表、日本反戰人士和台灣同胞作大會發言。
會議議決：1．改組事宜提交大會討論。2．推舉韓國、越南、日本及台灣同胞各一人參與修改章程。3．擬定12月29日下午在法比瑞同學會舉行會員大會。4．推舉於右任、覃振、郭春濤與韓國、越南、人士及台灣同胞各一人為大會主席團。5．推舉郭春濤等人負責起草大會宣言及標語。6．推舉王炳南等人與各報刊接洽出版大會特刊事宜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