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1992年起陸續推出十卷本《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周一良先生在序言的篇首讚其為“甚盛事也”。該著編選出版的學術意義，周先生在序中早就講的比較全麵了，這裏可以補充一點一位讀者的個體閱讀體驗：筆者猶記當年急切購得第一卷，徹夜展讀、欣喜無比，以及此後逐步翻完這約三百萬言的譯著，因視野打開內心生出一種豐沛充盈的感覺。
周序曾期盼，假以時日，例如二三十年，完全應該能夠編出一部《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史論著選譯》，這樣中日兩國史學界的雙向交流就更趨完整。二十多個春秋過去了，周先生的預言尚未實現，不過中國學術界對於“中國研究”或“日本研究”的相關理念、視角、方法，卻的確發生了諸多重要的變化，從中折射出學術研究的轉型。這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國人文學術基於不斷積累而開始邁出的重要跨越。
進一步梳理脈絡，還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彼時，“東洋史”作為一種新的學科已在日本興起。1899年，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中譯本由王國維作序，在中國印行，不久便在知識界引發不小的“旋風”，並彙入“新史學”的浪潮。這本中國近代譯自日本的第一種史書，強調亞洲諸國之間的關係（時人或概括為“合東洋諸國為一曆史團體”），給中國引入了基於“亞洲”的世界史的眼光。
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百年後的中國史學界，固守所謂“中國史”、“世界史”的各自畛域，無視乃至割裂“中國”與“亞洲”的關聯，仍不乏見。也就難怪，最近一套由日本學者撰寫的“中國的曆史”書，被翻譯過來在中國出版，激起反響，引人企慕的主要原因還是（恐怕也隻能是）鄰國史學家的“角度新”、“寫法新”、“立意新”。
置於上述脈絡和環境之中，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最近七年努力的宗旨和意義，更得顯明。一年多前舉行“中國的日本認識·日本的中國認識”研討會的用意，似也應於此抉發。對於這樣一個標題的學術討論會，筆者最粗淺的一點認識是，中國和日本，可以互為“觀者”、互為“他者”，也可以互相結合，從而在更大的背景下予以審視。
2007年起，文史研究院開始推動“從周邊看中國”課題，另有“交錯的文化史”、“批評地理解國際中國學”、“域外所藏有關中國的圖像資料”、“中國宗教、思想與藝術史的綜合研究”四個方向，相輔而行。而後，凝煉出“亞洲宗教、藝術與曆史”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碩士生和博士後，與普林斯頓大學、東京大學合作舉辦夏季研修班。這些科研、教學的收獲，介入了前述學術研究的轉型與跨越。
“中國的日本認識·日本的中國認識”研討會由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主辦，《複旦學報》協辦，於2013年初春在複旦校園召開。十餘位中日學者分四場展開討論和交流，氣氛坦誠、熱烈。四場的主題分別是“前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認識”、“中日學者對彼方思想史的相互觀察”、“近代中日學者對彼方的認識和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本書即是該研討會的論文集，可以為讀者呈現這一領域的最新動態和進展。
要感謝論文作者，感謝各位支持研討會或參與會務的朋友。最後還應感謝中華書局，這已是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學術會議論文集的第九種了。正是在書局的關愛下，這套“複旦文史專刊”漸漸在形成自己的陣勢和風格。
2014年7月16日於複旦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