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香字抄》中有丹波家學、信西新注和勝賢補缺三要素，且最後的勝賢補缺中有密教的知識，這一點是未必的。兼意在對《香字抄》中的記錄取舍選擇後，加入新材料寫成了《香要抄》，而據本書的杏雨書屋藏寫本所附1156年跋語，其所參照的《香字抄》是1166年勝賢補缺以前的本子。在這個本子的基礎上，勝賢和兼意分別增補、精選，各自形成了現行的《香字抄》和《香要抄》。所以兩本書共有的注文，可以認為是勝賢補缺前的《香字抄》原本，也就相當於丹波家學和信西新注。
根據以上再看《香字抄》的注，被《香要抄》同樣收錄的兩處“或抄”中，我注意到“唐僧長秀”所傳的藥劑調合法。具體說來，就是在卷上，鬱金香條所引“或抄”中記有長秀所勘的“造熟鬱金法”，和同引卷上，淺香條所引“或抄”中所記“造沉香法”，所引用基於“生師口傳”的兩種調合法。據說這兩個處方是“大唐僧人長秀”的秘藏，在獻給天皇後，於957年被（生師？）繼承。這些處方似乎並不是隻有丹波家才知道的秘法，《薰集類抄》中也有五處的引用。
那麼長秀又是什麼人呢？關於這一點，《扶桑略記》在延喜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條中引到了長秀的傳。據此可知，長秀在920年隨同其父由中國往波斯國途中漂流，在著陸島上度過了幾個月後，又搭乘路過的日中貿易船來到了日本。本傳還記到，天台座主曾派淨藏（891—964）到長秀處，以加持之法治療他苦於胸病的父親，並得到了長秀的讚歎。這大概是天台僧間流傳的故事吧。《今昔物語集》中也有長秀的故事，卻不見於史書所載。據說，長秀來到鎮西後，因為居留不歸，就被召到京師做醫官。其後，長秀參見京都五條西洞院的桂宮時，他看到宮前的桂樹，便讓童子登上樹，砍下枝條，說道：“桂心乃此國亦有之物，無見而知之醫師，事極可惜之事也（桂心ハ此國ニモ有ケル物ヲ、見知ル醫師ノ無カリケレバ、事極テ口惜キ事也）”。在這裏，長秀被描述成一個具備日本人所沒有的香藥知識的人物。
就像1066年向日本朝廷獻上靈藥的王滿那樣，香藥是來日宋朝海商所販賣的商品之一。1062年，王滿的宿房裏飄出鹿鳴草的香氣，異朝通事吳裏卿隨即向他本人詢問了此事。吳裏卿具備香藥知識，很可能是被大宰府任命為通事的宋朝海商。另外，1048—1173年間六次訪日的明州海商陳詠，曾在日僧成尋訪宋期間擔任他的通事。他曾經攜《本草括要》一帖拜訪成尋，而成尋因他“頗知醫道故”，送了他一卷《養生要集》。因為量輕價高的香藥在貿易中也是重要的商品，所以為了提高利益，香藥知識也是很重要的。從長秀原本也是向“波斯國”旅行看來，他很可能是與南海貿易有關的海商，那麼他具有和商品香藥有關的知識也是毫無疑問的。
《今昔物語集》隨後還記道“然，長秀造藥奉公，其方於今有傳語（然レバ、長秀薬ヲ造テ公ニ奉タリケリ。其方於今有トナム、語リ伝ヘタルトヤ）”，即長秀向朝廷獻藥，其調合法一直流傳至今。因為在《今昔物語集》編成的12世紀，仍流傳著長秀的調合法，所以引用其部分內容的大概就是《香字抄》《薰集類抄》。總之，長秀的調合法提交給朝廷後，被宮廷醫的書抄和受王家之命編纂的合香製法書所引用。貴族們不僅收藏宋版醫書，也注意保存渡來者所帶來的中國醫學知識。如此想來，《通憲目錄》第39櫃中的《宋人密語抄》一卷也值得注意。宋人是不可能特地把書名冠以“宋人”的，所以這應該是在日本寫成的書。如前所述，本目錄第37—40櫃集中收錄醫書，所以《宋人密語抄》應該也與醫學有關，很可能是對渡來者所帶來的醫學知識的整理，或者就是長秀所提交的處方。不過還要注意的是，由渡來者所得的醫藥知識，即《香字抄》所引二方、《薰集類抄》所引五方（因有一方重複，故合計六方）全都與長秀有關。在兩本書編成的11—12世紀的時間點上，如果宮廷醫和朝廷收藏的隻有長秀的處方，也有可能那單純是作為例外的東西而被重視的。
不過即便如此，這隻是渡來者通過官方傳播醫學的故事，貴族們在私下所接觸的渡來者的治療絕對不止如此。比如說，1014年藤原實資從宋醫惠清處獲得兩種眼藥的例子，就表現了貴族受惠於宋人治療的可能性。而這個藥是以砂金十兩從大宰權帥藤原隆家的使者清賢處換來的，所以惠清應該是大宰府鴻臚館等北九州的大宰府、或者博多附近的宋朝醫生。關於隆家赴任大宰府，《大鏡》內大臣道隆條記有他為治療眼疾想見能治眼病的唐人的故事，所指的眼醫可能就是惠清。大概當時的貴族們，私下裏正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接觸著渡來者的治療。
結論
在平安時代，王家、公卿階層和宮廷醫們很關心同時代的中國醫書。白河院很可能獲得了刊行不久的《大觀本草》，並作為珍貴書籍傳給王家。12世紀70年代前後，宋版醫書借由攝關家和宮廷醫大量傳入，其成果直接反映在宮廷醫的著作中。此外，貴族社會可能還保管著從渡來者處直接聽來的醫學知識，並在私下裏接觸著渡來者的治療。
概而言之，平安貴族關心著與醫學有關的同時代的中國，換言之，他們感受著那種文化上的權威。雖然他們並不認為，那些看似來曆可疑的渡來者帶來的調合法能反映當時中國醫學最尖端的成果，但滿懷感激地接受並傳播這些東西本身，就表現了貴族階層對同時代中國醫學的憧憬。不過，《平家物語》中也記到，平清盛知道有宋朝名醫在進京路上，想請他給患病的平重盛看病，而重盛卻認為是國家之恥，所以拒不接受。從這類故事看來，伴隨對宋人治療的期待，也可窺見在體麵上對接受治療有所顧忌的相反思想。關於對外觀念，判定為單純的閉鎖或者開放，恐怕都沒有意義。無論在怎樣的時代，閉鎖的一麵和開放的一麵混同存在，才是實際的狀態。而平安時代對宋代醫書和中國人的醫學知識的關心，便是其中之一。
朱海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