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大正·昭和前期日本人的中國認識
徐靜波（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提及尾崎秀實（1901—1944），人們往往會聯想到佐爾格間諜案。但這不是他形象的全部，甚至不是他的主要麵。其實，他更值得人們記取的，或者說他一生中更有價值的，是他的中國研究。他生前出版了《處於暴風雨中的支那——轉換期支那的外交、政治、經濟》（1937年），《從國際關係中看到的支那》（1937年），《現代支那批判》（1938年），《現代支那論》（1939年），《最近日支關係史》（1940年），《支那社會經濟論》（1940年）等6本專著和無數的論文。在二戰結束前日本的中國研究中，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可謂獨樹一幟，更由於他共產主義的內質和近衛內閣參議、滿鐵調查部特約研究員的公開身份，加之戰爭時期日本國內嚴厲的輿論管製，使得他有關中國的論述往往顯得雲遮霧罩，真偽難辨。但當年他之所以能負有中國問題評論家的聲譽，並受到了日本朝野的廣泛注目，自有他內在的緣由。本文試圖從如下三個方麵入手，對尾崎的中國研究進行評述，並進而探討昭和初期日本人的中國認識及其對對華決策的影響。
一、尾崎秀實中國研究的緣起
尾崎於1901年4月29日出生於東京市。他日後之所以對中國問題抱有強烈的關切，應該與三個因素有關。一是他自幼自父親以及學校教育中那裏獲得的中國文史學養；二是他在台灣度過的青少年時代；三是他在大學期間開始關注社會政治問題，並進而為如火如荼的中國革命運動所吸引，通過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閱讀逐漸建立起了辯證唯物論的觀念和共產主義的信仰。
尾崎父親秀太郎曾是當年日本著名漢學家依田學海的入門弟子，有深湛的漢學修養。尾崎出生的那年10月，父親受當時在殖民地台灣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1857—1929）的邀約擔任《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者，並接任了漢文部的主筆，不久尾崎也隨母親遷徙至台灣。尾崎回憶說：“父親在晚上小酌（會喝上很長時間）的時候，總是會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中國的曆史故事，像漢楚之爭的曆史我們很愛聽。”此外，明治末期和大正前期，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漢詩文的內容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尾崎曾在獄中家信中默記了一段中學時所學的《長恨歌》。他在獄中告誡自己的女兒說：“漢文是我們家的學藝。但是真正要理解（古代）漢文，還非得學（現代）漢語不可。像詩和詞的美麗，如果不懂得音韻，畢竟還是難以體會的。中文很講究音韻。如果隻是采用日本式的‘返讀’法，即便能大致了解它的意思，但不可能懂得其中的韻味。”由此可知，由於家學和學校教育兩個因素，他在青少年時代應該已有了比較良好的中國文史學養。
尾崎在出生後不久直到1919年台北中學畢業，在台灣總共生活了18年。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海外度過完整的少年時代，這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家中是極為鮮見的，雖然學製和教學內容與本土大致無異，而生活的環境畢竟是中國人（主要為漢族）集聚的台灣，班裏也有相當的台灣本地學生。在台灣度過的少年期，有一個經曆對他刺激比較深刻，也釀成了他日後人生進路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因國家的權力而造成的民族間的不平等。他在被捕入獄後上呈給司法機關的《申述書》中有如下的文字：“在我整個少年期隻有一點與一般（日本）人相異的經曆。由於台灣的地理政治特點，我經常會接觸到台灣人（支那血統的人），既有孩童之間的吵架，也有在日常生活中以具體的形態表現出來而讓我直接感受到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各種關係。這是一直以來喚起我對民族問題異常關切的起因，似乎也成了我對支那問題理解的一個契機。”
尾崎還敘述了這樣一件事。某日在報館任職的父親乘坐台灣車夫拉的洋車自外歸來，在付了車費後，車夫依然跟了上來，咕咕噥噥地懇望再加幾個錢，其父親就一言不語地揮舞起手杖將車夫趕走，少年的尾崎在一旁看不下去，就與父親頂撞了起來。父親在尾崎的眼中，一直是位“溫厚的君子”，對待本地人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後來尾崎說：“舊時代在殖民地的日本人大都比較飛揚跋扈。對待台灣人相當的趾高氣揚。我從孩童的同情心和人道主義出發，對這些現象覺得很反感。”這些經曆都在少年尾崎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7年，尾崎參加了中學組織的中國旅行，到香港和廣東等地走了一圈，那年他16歲。他高等學校以來的同窗、他生平關係最為密切的知己和同誌鬆本慎一在評價他在台灣度過的歲月對其人生的意義時說：“他自幼年時代起就對中國民族抱有特別的感情。在台灣他是在漢族之間度過青年時代的。在一衣帶水的對岸，橫亙著正在發生革命的中國。在中學的修學旅行時，他前往支那大陸，也走訪了香港。作為漢學家的他的父親，對少年尾崎敘說了很多中國民族的偉大。他日後成為出名的中國問題評論家的基本素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培育起來的。”
1919年3月，尾崎自台北中學畢業，9月考入了位於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文科乙類（以德語為主的外國語專業），1922畢業後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德國法學科學習，翌年4月轉入政治學科。據尾崎自述，1923年“對我而言是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機的一年”。這年的夏天，成立不久的日本共產黨遭到了第一次大逮捕，一批早稻田出身的日共活動家被捕入獄，而其時尾崎正好居住在早稻田附近的戶塚町，“印象尤為深刻。”不久發生了關東大地震，隨著發生了迫害朝鮮人的事件，尾崎親身經曆，“使我痛切感受到了民族問題的嚴重性及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聯。”這時又發生了社會主義者大杉榮父子慘遭殺害的事件，尾崎自己親眼目睹了鄰家的農民運動社在夜半突遭軍警襲擊、全家被強行帶走的情景，“以這一年為轉機，我開始了對社會問題的認真研究。”
經友人山崎謙的介紹，他讀到了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左翼文獻。1925年大學畢業後留在了研究生院，攻讀勞動法專業，同時參加了大學內布哈林《曆史唯物論》的研究會，又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和《帝國主義論》。入獄以後他在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時說：“我的思想從人道主義轉到了共產主義上來，大正十四年（1925）的時候起，我開始信奉共產主義。”
1926年5月他考入了《東京朝日新聞》，開始在社會部，後轉入學藝部，1927年10月底又轉入他所期望的《大阪朝日新聞》的支那部。這一時期，尾崎讀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德國社會學家魏特夫（K.A.Wittfogel）的近著《正在覺醒的中國》，這部敘述和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著作正式激起了他對中國問題的強烈關注，自己的興趣點也逐漸轉到了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鄰國——中國上來了。他試圖從與中國的關聯中來把握日本的命運。這也是他轉入支那部的主要動因。他參加了設在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內的“中國革命研究會”，相關的同仁每月相聚一兩次，探討中國革命問題，並將探討的成果彙聚為《支那革命與世界的明天》一書出版。
1928年11月底，他終於獲得了被報社派往上海擔任特派記者的機會。他後來在獄中撰寫的《申述書》中這樣寫道：“我在這一年（1928）的11月底，被朝日新聞派往我多年來所向往的中國擔任特派記者，我滿懷著激情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航程。支那問題對我而言，自我在台灣成長以來就一直與我緊緊連接，無法切斷。尤其是1925年以來的所謂大革命時代，重大的事件接連發生，激起了我濃厚的興趣。從左翼的視角來把握支那問題，這一點深深地吸引了我。對我而言，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激起了我對支那問題的興趣，而是相反，是支那問題的現實展開加深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注。”
確實，此時的尾崎對中國革命運動已經萌發了強烈的關切。在隔海相望的鄰邦中國，革命的風雲幾乎一直沒有停息。1926年7月，背後有蘇俄的推動以及共產黨參與的轟轟烈烈的北伐由南向北推進，當初的矛頭所指是代表舊勢力的舊軍閥和帝國主義列強，在此過程中國共兩黨的政治訴求發生了激烈衝突。爾後蔣介石等悍然發動清黨，強力剔除左翼力量，在南京建立新政府，不久武漢也與共產黨決裂。幾近絕路的共產黨揭竿而起，在江西等地建立武裝根據地的同時，依舊在上海等地開展各種形式的革命運動。中國成了一個風起雲湧而又波詭雲譎的政治大舞台，而上海，則是各種思潮和力量互相交織、衝突、較量的大漩渦。試圖在民族運動中尋求東亞新路的尾崎，這樣的中國和上海，正是“多年來所向往的”。
而事實上，上海確實是他考察中國的絕好的政治舞台。他通過自學和請人教授，對中文達到了閱讀自如的水平，閱讀當地的各種報紙，成了他每天上午的功課。他通過陶晶孫和內山書店等的媒介，與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和中共地下黨人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並實際參與了相關的活動，以筆名在左聯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經史沫特萊的介紹，他又認識了由蘇聯派至上海的佐爾格，成了紅色諜報活動的一員。在上海的三年多生涯中，“我以上海為中心足跡踏遍了中國的南北中各個地方……在中國各地我有許多日本和中國的朋友。”這三年多在上海的體驗和考察，奠定了他觀察和研究中國的基本視點，日後他在獄中回顧說：
“與在上海的時期相關聯，在我後來的思想立場上產生了這樣幾個特征。第一，支那正處於半封建的地位，因此對於民族解放乃至民族問題一般都持有強烈的關切；第二，我對在支那處於統治地位的英國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現實的觀察，認識到這才是支那、不僅是支那還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最大的公敵。”
野村浩一教授這樣評價這三年多上海生涯的意義：“在設定這樣的問題時，作為決定性的原初體驗而登場的，無疑是三年多的上海生活。……在這一時期，他幾乎投入了全部的身心來參與到‘支那的民族運動’中去。在為林守仁即山上正義所譯的《國際無產階級叢書·阿Q正傳》所撰寫的序文《中國左翼文藝戰線的現狀》中，可以說噴發出了他鬱積在心頭的憤懣和悲情。從人生的經曆、人生的發展方向這一角度來看，在上海的人生體驗，對尾崎而言，隻能說是命運性的邂逅了。在這裏，人生中的偶然和必然微妙地交錯疊合在了一起。但是，我覺得，就尾崎而言，他從上海體驗中所獲得的基於感性的認識，不僅在此之後也一貫地持續了下去，而且還將其設定為他預測中國動向的時候以及在思考日本今後的命運時候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他的上海體驗，當然是他所固有的。而且，動員了理性和感性的、尾崎在上海建立起來的中國認識，也更加是他所固有的了。不過，他通過了這樣的認識，確實是窺見到了‘現代支那的真麵目’，或者再進一步而言，還窺見到了二十世紀亞洲本身的秘密吧。”
二、尾崎秀實中國研究的方法和視角
1932年2月他被報社召回日本，開始在報上陸續發表有關中國的評論。這一時期他寫的評論主要是中國紅軍和蘇區的動向分析，諸如《支那共產軍的問題》、《共產軍的西南移動和今後的支那政局》等，逐漸以中國問題專家為人們所熟識，並積極參與1934年成立的東亞問題調查會的活動。1936年8月作為日方代表去美國參加了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的年會。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尾崎根據他對中國國情及國共兩黨錯綜複雜關係的了解，立即撰寫了一篇《張學良政變的意義》，發表在翌年1月號的甚有影響的《中央公論》上，以其分析的鞭辟入裏和對事變結果預測的準確性，奠定了他中國問題研究家的權威地位，並因此在具有近衛文麿智庫性質的“昭和研究會”內的“支那問題研究部會”中擔任負責人，日後又被聘為近衛內閣的參議，成了該內閣的中國問題顧問。第一次近衛內閣下台後，他從1939年6月被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聘為特約研究員，供職於東京支社的調查室。在此期間，他多次去中國的東北、華北以及華南等地作考察旅行，陸續出版了前文所述的六部有關中國的研究著作，此前翻譯出版了史沫特萊的自傳體作品《大地的女兒》和《中國的命運》，發表了上百篇有關中國的評論，成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最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家之一。1941年10月因佐爾格間諜案被捕入獄，1944年11月被處以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