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本文不包含偏重文史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1862年隨“千歲丸”來上海航行的高杉晉作等一批隨員的劄記，此後陸續有日本人登陸中國，留下了一批旅行記和日誌。1883年問世的《支那總說》（金子東山著）也許是最早的一部論述中國的綜合性著作，其後的《禹域通纂》（井上陳政著，1888年出版）和《清國通商綜覽》（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編纂，1892年出版）都堪稱明治中期問世的卷帙浩繁的綜合性大著，但其內容多為曆史與現狀的介紹，信息量豐富而分析研究不足。由參謀本部派往中國做調查的荒尾精（1859—1896）回國後所撰寫的《複命書》、《對清意見》等包含了比較中肯的時局分析，但更多的具有建言的色彩。1914年付梓的內藤湖南（1866—1934）的《支那論》（1924年刊行的《新支那論》可視為其續篇）是出自學者和研究家之筆的大正時期的中國研究代表作，稍後的1916年問世的山路愛山（1864—1917）的《支那論》（在更早的1907年他已出版了《支那思想史·日漢文明異同論》）在當時也頗有影響，同一年由教育學術研究會編集出版的論文集《支那研究》彙聚了當時日本最頂尖的中國研究家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完稿的北一輝（1883—1937）的《支那革命外史》是一部關注近代中國革命黨活動的視角獨特的著作。總之，自明治時代起，出於日本本身的利益，對中國的關注度日益升溫，至大正後期，對於現代中國的研究已經蔚然成風，長期呆在中國東北的橘樸（1881—1945）可謂是這一時期中國研究界的重鎮。
但是，尾崎以其自己在以上海為中心的三年多的實際經曆（後來又多次來中國進行較為長期的實地考察）所獲得的感知以及他在一定程度上所掌握的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他對日本既存的絕大部分的中國研究是頗為不滿的：“在日本並不是不存在支那研究。不如說更令人擔憂的是所謂的支那通太過泛濫。也許是由於支那的龐大和卑近以及它的複雜性和研究著眼點的困難性，較少能夠喚起一般人的真率的研究興趣，而隻是成了特殊的一部分研究家的研究對象。於是這些少數的研究家就按照各自的想法和角度分別進入到支那這一巨體之中，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結論。其結果一方麵顯示了一般人對支那驚人的無知和冷漠，另一方麵也造成了各不相同的支那觀和有關支那的斷片性知識的無數的堆積。這些支那觀總體上可稱之為‘東洋式’的史觀。而且這些東洋史觀成了今天日本指導大陸政策的重要的原動力的一部分。現在成為問題的正是支那研究中科學方法的缺位，支那論中方法論的缺乏。”
他認為，日本既往的中國研究太注重過去的曆史，太憑借昔日的文獻，“關於支那古典的漢文，日本人自少年時代以來就有了非常深切的接觸，但是通過這些漢文我們所想象和描述的支那社會，跟現代的支那社會之間橫亙著巨大的隔閡，差不多可說沒有任何的關聯。……可以說長期以來人們忽視了在古典支那社會和現代支那社會之間架起連接的橋梁這一重要的努力”他自己決心要改變這一現狀，著重從政治結構和經濟關係的視角來探討今日的中國，他表示：“筆者在過去的數十年來一直專心於支那問題，對我國原本的支那研究的方法心存疑問，自己對近年來支那的現實采取了客觀的、並且盡可能是科學的研究方法。”
與既往的日本中國研究家最大的一個差別是，尾崎認識到了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所包含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這兩個基本特質，基於這樣的視角，他敏銳地察覺或捕捉到了“支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浪潮正在迅速地高漲”這一幾乎為所有的日本中國研究家所忽略的具有根本意義的現象，“這一情勢應該激發起這一時代的我們對於支那的異常的關切和興趣。而且我們都感覺到作為把握和理解支那的尺度，陳舊的支那研究方法幾乎已經不起作用了。這是我此後在支那逗留的數年中親身觀察體驗了支那的現實之後所越發痛切體會到的。”要運用這樣的新的科學方法和新的視角來考察和研究現實中國，尾崎自己也意識到是一個頗為嚴峻的挑戰，“當然要完全把握這樣新的尺度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並不是才疏學淺的筆者所能企及的。但促使我竭力避免陷入觀念性的公式化的理論的窠臼，為切實把握支那真正的麵目而不斷做出努力的，是源自我這樣的信念，即支那的民眾初看起來似乎是在盲目地苟苟營生，但實際上他們卻以驚人的毅力紮根在這片土地上頑強地生存著，我的目光絕不會離開他們。”
關於這一邊科學方法的基本內涵，尾崎自己並未做出概括性的說明，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的他的一些表述中來理解他研究方法的若幹基本要點：“日支關係的根本的理解，必須將其重點放在對其經濟、社會諸關係的闡明上。”“我們在弄清日支關係的時候，也必須排除觀念性的方法，而運用與經濟、社會相關的具體的方法。”“從觸及社會的本質上來理解現代支那……對支那社會作出整體上的綜合性的把握。”他在對既往的中國研究隻停留於對浮出的冰山的觀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之後表示：“以筆者之見，把握與支那利害相關的複雜的國際關係，洞察支那民族運動的動向，是探究橫亙在這表麵之下的兩個重大問題的方法。”
他的傳記作者、也是他胞弟的尾崎秀樹在評論他的中國研究時說：“尾崎秀實的中國認識的特色在於科學性、綜合性的同時，也是動態性的。……尾崎在對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的各種狀況進行客觀把握的同時，還結合國際政局的動向將其真相凸顯出來，論說了其與日本的關聯，這是貫穿於尾崎中國研究始終的視角。”這段話概括地揭示了尾崎中國研究的特性。
三、尾崎秀實對近代中國社會以及日中關係的基本認識
依據上述的研究方法並根據他自己的研究視角，尾崎認為，要研究和理解今日的中國，首先要抓住現代中國社會的特質，這一特質可以“歸結為支那社會的所謂半封建性事實與半殖民地性事實”這兩個基本特性上，“封建的性質極大地殘留在支那的社會中，而且在現代支那社會中仍然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在尚未達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中所遺留的各種各樣的性質，都可概括在半封建性這一詞語中。”“而半殖民地性這一詞語……則意味著列國的殖民地性質的影響力在支那社會中已經占有了相當大的比率。……在同時提到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時候必須注意的一點是，這兩個性質未必是完全均衡地存在著的，比如說，有的時候是封建的性質占支配地位的，有的時候是半殖民地性顯得更為突出，此外，這兩個特征是處於一種相互助長的關係之中。”
當然，對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性質的這一判斷，並非尾崎的首創，在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列寧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中出現了相關的論述，不過表達並非很明確，以後通過共產國際二大的文件和對中共的指示中，逐漸將這些觀念傳遞到了中共甚至開始與中共聯手的國民黨領導層中，但這些觀念在蘇聯的領導層其實也未得到徹底的厘清，以致後來導致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這一問題上的論爭，直至1928年2月通過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案》，才大致明確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但依然帶有一定的偏頗性。與此同時，在中共領導層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界，也開展了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較早規定中國社會為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的，是王學文等。1938年前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一係列的論述中，非常明確地規定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質，由此統一了中共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
尾崎的上述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有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研究結果，但也有可能受到中共早期理論家的影響。在上海期間，尾崎曾與中共黨員王學文（1895—1985）有過較為深入的交往。王早年曾在日本留學15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是將《資本論》譯成日文的京大教授河上肇的弟子，1928年回國後在上海加入左聯，並擔任在上海發起成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黨團書記，抗戰時期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副院長。王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修養，可謂是在中國思想界最早提出當前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論述的理論家之一。當時在上海東亞同文學書院內成立了一個具有左翼傾向的“中國問題研究會”，王學文是主要的理論指導員，尾崎也曾被邀請去進行指導和討論，尾崎似乎也曾受王學文的邀請去中共江蘇省委參加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此外，同一時期在上海《新思潮》雜誌上展開的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王學文等是主要的討論者）應該也會引起尾崎的極大關注，尾崎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思考，很可能起始於這一時期。後來他沉心於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閱讀了大量中文、英文、德文和日文的文獻，尤其是各種經濟統計，又實地踏訪了中國許多地方，經過自己的思考，最後確定了這樣的認識。幾乎可以斷定，在尾崎之前，應該還沒有一個日本研究者如此明確地指出現代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按筆者現在的理解，就是中國自前近代的農業社會向近現代的工商業社會轉移的非常時期。半封建，就是中國仍然非常沉重地背負著數千年來的曆史因襲，即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形態、以宗法血緣製為基體的倫理道德規範、以大一統的皇權為主要形式的政治製度依然在相當程度上支配著整個中國，盡管它正在漸趨瓦解，而鴉片戰爭之後的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則以前所未有的洶湧的勢頭衝擊著中國既有的政治經濟甚至是道德倫理的架構，各國列強紛紛在自南向北的東部地區登陸，在通過用武力劃定的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引入近代資本主義的因素，與近代日本不同，這種試圖將中國自前近代的農業社會強行轉變成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主導者，在前期主要是西方人，而他們采用的手段主要是憑借武力的帝國主義方式，這就在一開始就注定了這種轉變主要是外發性的，而且帶有強烈的不平等、即殖民地的性質。於是就出現了在西方勢力比較強勁的沿海尤其是港口都市地區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近現代社會的新麵貌，而在廣大的鄉村地區，前近代的因素依然頑強地占有著優勢地位，而且這兩種元素是互為交錯、互為消長的。到了20世紀20—30年代，受過現代政治經濟學訓練的知識人，應該可以洞察到或部分地洞察到中國社會的這一基本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