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家中，較早地捕捉到中國社會這兩個基本特性的，尾崎秀實是一個主要的代表。尾崎確實是從近代經濟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原理來把握中國社會性質的。他指出：“支那社會特性的第一點，即支那的半封建性質，更準確地說，是資本主義階段以前的諸性質最多的體現於農村關係、農村生產關係之中。”在社會形態上具體還可表現為以宗法製為基體的父權家長製構造，而割據在地方上的軍閥就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至於其半殖民地的特性，則是由於列強的勢力所造成的。
當尾崎將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性質規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後，他便指出，整個近現代中國的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動向，就是民族運動，即中華民族（尾崎的理解主要是漢民族）尋求解放和發展的運動。“這一民族運動，或者可以寬泛地稱之為民族的動向，根本上來說可謂是現在支那政治中最深刻、最大的問題。”他進而指出：“近代支那民族主義運動的源泉有兩個。其一來自於支那（漢）民族自明滅亡以來兩百多年受異民族滿族的統治。另一個則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歐美資本主義各國的重壓。……近代支那的民族主義運動主要與列強對支那的壓迫有關。”尾崎將近代中國的民族運動分為若幹階段。第一階段自鴉片戰爭至義和團運動，其基本特點是表現為排外運動的原始的、自然發生的民族解放運動；第二階段是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其特點是啟蒙性的民族解放運動，還包含了滅滿興漢的訴求；第三階段是以五卅事件為中心的反帝的民族解放運動；第四階段是滿洲（九一八）事變後至今，其主線是抗日救國運動。這樣的劃分大致勾勒出了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各個階段的特性。尾崎認為，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偏差，“最重要的一點是未能理解支那民族運動的方向及其執著性。”
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這一發展脈絡有如此考察和描述的，在日本人中尾崎差不多是第一人。內藤湖南在1914年的《支那論》和24年的《新支那論》中也對中國的社會沿革進行了曆史的考察，但他始終沒有察覺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逐漸出現的巨大的結構轉型，幾乎也沒有注意到在列強壓迫之下中國國內所萌生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對辛亥革命後創建的共和製表示了極大的懷疑，對五四前後出現的新文化改革運動進行了諷刺和否定，他覺得“排日問題（指以抵製日貨為中心的愛國運動——引譯者住）並非發自支那國民的愛國心，也不是起於公憤，與袁世凱時期的排日問題一樣，完全是煽動的結果”。北一輝自身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同盟會的革命，與宋教仁等相交頗厚，但實際上他並未認識到這是一場民族解放運動的序曲，更未看清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他的基本政治理想，是具有法西斯內涵的國家社會主義。1935年前後，尾崎能對中國社會做出如此的分析，與他的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科學研究方法緊密相關。
近代以來所有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其根本的出發點或最終的旨歸都是日本本身。尾崎也是如此。在日本的對華戰爭中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同時卻也陷入了深重泥沼的1939年底，尾崎撰寫了一部《最近日支關係史》，他從1876年江華島條約以後日本和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利益衝突開始（其實至少應該自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開始），一直寫到了日本提出東亞新秩序的當代。這一段的曆史在當時應該是很敏感的，文字表述也需要格外的當心，但尾崎似乎還拿捏得不錯，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有可能刺激當局或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日本輿論的字眼，更多的，他隻是將事實平鋪直敘地展開。
對於甲午戰爭，他的定義是“日清戰爭是一種為解決日本的經濟力量與阻礙其在半島發展的、在政治軍事上處於優勢地位的清國之間的矛盾而不得不進行的一場戰爭。”然後他詳細羅列了在停戰條約的談判上日本提出的要求和最後的結果，稍微有些良知的人都可從這些內容中感覺到帝國主義的邏輯。不過，他最後的結論，還是試圖與當時日本人的立場保持一致：“日清一戰……體現了遠東半殖民地國家之一的日本試圖通過與其鄰國的戰爭來擺脫這一狀態的一種努力的結果。”這大致上是一種客觀的表述，多少也說出了一些日本發動這一戰爭的內在動因。北一輝則從日本人的立場出發將其性質表述得更為明晰：“日清戰爭是日本在天佑之下免於陷入列強分割處境的一場爭奪黃種人諸國盟主霸位的奧普戰爭。”1915年的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尾崎在書中做了全文載錄，雖未作評論，其蠻橫霸道的實質也一目了然了。在一戰之後的華盛頓會議上，美英諸國逼迫日本收斂其在中國的霸權和在遠東地區的軍備擴張，對此日本不得不暗吞苦果。尾崎評論說：“日本上述的失敗，不隻是屈服於美國的壓力，支那民族運動的高漲也是原因之一，在大戰中的過分行為導致的不受歡迎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應該是戰後成為世界潮流的國際協調主義和和平主義的壓力所產生的作用。”這樣的見解，差不多是戰後才可見諸報端的自由主義或左翼的言論了。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內藤湖南則公開主張“支那的革新、亦即要賦予支那社會組織以新的生命”，必須要求得日本的幫助，“最易實行的，是具有革新舊組織經驗的日本人，根據其經驗將支那的經濟組織的基礎進行重建，”這是“日本人對支那改革的使命”，因此自甲午戰爭以來的日本的各種行徑，其目的都在於救助中國。這是“支那改造論”的典型言論。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不僅強占了中國的滿洲，且步步向南逼近，試圖控製中國更多的地盤，尾崎對此委婉地稱之為“日本最近大陸政策的異常的推進”，“至少從日本的立場來看，除了解決國內資源的匱乏、市場的狹隘、過剩的人口問題等經濟上的各項困難之外，從國防的角度來看也希望建立這樣一個經濟區域。”這也就很溫和地揭示了日本在中國實行武力擴張的基本目的。這勢必遭到民族運動高漲的中國各種力量的不滿和反抗，尾崎自己也說得很明白：“反帝國主義運動明確地形成排日乃至抗日的形態，乃是1931年9月的滿洲事變、尤其是1932年2月的上海事變以來的情形。”
對於日本對華擴張政策的實質，尾崎進行了這樣的分析：“日本的大陸政策，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中已處於落後的地位，而且不得不與諸列強為伍，因此難免有些過分的地方，我以上的論述差不多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本資本家的要求不得不通過經濟以外的力量來得到支撐。其主力便是以山縣有朋為代表的軍閥的力量，還有後來軍部的力量。產生於封建勢力的軍閥而後作為職業政治家處於日本政治的領導地位。這是指少數出身軍部的最高級別的將軍集團。與此相對的是昭和六年滿洲事變以來在日本政治尤其是日本的大陸政策上具有特別重要性的所謂‘軍部’，他們原本並不是職業的政治家。……不過這兩者都是以軍隊的力量作為背景的，而且在提出某些政治主張方麵是一致的。這些政治主張的有力根據，就在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東亞大陸的經濟要求結合在了一起，而且國際的環境以及日本資本主義的薄弱，使得它不得不使用武力來支撐它的經濟上的要求。”限於當時的言論管製，尾崎的言辭雖然有些委婉，意思卻是相當的明晰。
尾崎這一係列的描述和分析，其目的也許是想要告訴日本的對華政策製定者，因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性，導致了近一百年來民族解放運動的此起彼伏，綿延不絕，如今這一運動的矛頭直指日本帝國主義。這不是一時興起的盲目的排外運動，而是有它內在的根本動因。“如何解決支那事變的問題，最終將歸結為日本如何來解決支那的民族問題。”限於當時的言論管製，尾崎的具體含義無法明確表述，但明眼人大致能夠讀懂了。
在當時研究中國的日本人中，尾崎還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突出點，就是對於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首的近代中國革命史的敘述和分析。此前雖也曾有宮崎滔天的《支那革命軍談》（1912年）、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1914年）和報人出身但與中國革命運動密切相關的鈴江言一（1894—1945）的《支那無產運動史》（1929年）和《孫文傳》（1931年）等，但相對而言，在東京帝大受過非常良好的社會科學訓練的尾崎，又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注意從社會構造和經濟關係中加以描述和分析，而且他能毫無困難地閱讀最新的各種中文和英文、德文文獻，在與中共的接觸中又獲取了許多實際的情報，因此他對中國各地軍閥的緣起和動向、國民黨內外政策製定的基本依據、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和奮鬥曆程，概而言之，對當時整個中國政治的各派各係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張，都有一個非常明晰而全局性的把握，與上述諸人不同，他對中國的政局、尤其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論述，往往都借助大量最新的情報和經濟統計數據，基本上很少帶有主觀的感情色彩，而是一種十分冷徹的客觀分析，因而具有較高的信憑性。他撰寫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1935年）、《中國共產黨》（1936年）、《共產軍的進入》（1936年）、《共產黨的諸問題》（1937年）等文章，在《處於暴風雨中的支那》一書中則專列了《中國國民黨·共產黨關係史》一節，在《從國際關係看到的支那》一書中專設了《周恩來的地位》、《國共兩黨合作的將來》等章節，在某種程度上，他甚至預測到了共產黨今後在中國掌權的可能性。可以說，在當時的日本，他是最具有權威的中國共產黨研究者之一，就對情報的敏銳性和分析的透徹性而言，一時間可謂無出其右。
在戰敗前日本的中國研究家中，尾崎雖然獨樹一幟，不同凡響，但未必屬於主流一脈，雖然在當時也屬高級智庫的一員，但他對中國以及中日關係的認識，在實際的日本對華政策製定中未必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然而在對現實中國的認識和把握上，尾崎卻是最具透視力和前瞻性的一位。與其他日本的中國研究家一樣，尾崎對中國的關注和研究，其最終的目的仍是思考日本和東亞的命運。由於局勢的險惡，尾崎在其有關中國的論述中，也有不少言辭模糊甚至些許官方的語調，但他後來在獄中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時，倒是無所忌憚地表明了他的政治設想：“我所說的所謂‘東亞新秩序新社會’……就是在日本國內的革命勢力非常微弱的現實中，為謀求日本國內的變革，必須要有蘇聯以及脫離了資本主義體係的日本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完全掌握了領導權的中國這三個民族的緊密合作和互相幫助，以這三個民族的緊密結合為核心來首先建立東亞各民族的民族共同體。”尾崎如此的動機和目的一旦昭然揭示出來，其難以成為日本的主流意識形態恐怕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