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薑宸英看清初士大夫對日本的一般認識
朱海晶（複旦大學曆史學係）
一、引論
中國典籍中關於日本的記載，最早或可以追溯到《山海經》中的“倭屬燕”。在東漢至西晉時，在《漢書·地理誌》、《三國誌·魏誌·倭人傳》中出現了明確的有關“倭國”的記載。自此以下到明朝中葉，正史中的“東夷列傳”、“倭人傳”、“日本傳”幾乎壟斷了中國人對於日本的全部認識。
明代以降至清末，中國人關於日本的研究主要有兩次高峰期。明洪武（1368—1398）以來，東南沿海的“倭寇”問題頻發，至嘉靖（1522—1566）年間最為熾烈；萬曆（1573—1620）年間，明朝與日本在朝鮮爆發正麵軍事衝突，是為“萬曆朝鮮之役”（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受此刺激，公私書目中關於日本的記載開始大量湧現，如薛俊《日本考略》、鄭若曾《日本圖纂》、《籌海圖編》、王在晉《海防纂要》等。其後至19世紀50年代，清朝和日本德川幕府在歐洲的堅船利炮之下先後開國，互相建立外交往來，並相繼開始維新變法。這一時期兩國人員往來頻繁，出現一批以親曆親見為內容的著作，如羅森《日本日記》、傅雲龍《遊曆日本圖經》。而在這兩次高峰期的中間，有一段近兩百年的沉寂期。萬曆朝鮮之役以後，兩國斷絕官方往來，並都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海禁政策。因此，關於日本的著作寥寥：如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明史·日本傳》等整理、沿襲前代記載，關於日本幾乎沒有新知。而童華《長崎紀聞》、汪鵬《袖海編》等雖然根據親見親聞，卻並沒有在中國廣泛傳播，也沒有引起研究日本的風潮。
清初薑宸英所作的《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正是出現在日本情報輸入不多的康熙年間。
薑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又字西蓂，號湛園，浙江慈溪人。存世著作有《湛園未定稿》、《湛園劄記》、《葦間詩集》、《真意堂文稿》等。薑宸英以古文、書法聞名於康熙年間，並因此得到康熙皇帝的注意，因此在士林中頗有聲望。他在京城結交朱彝尊、納蘭性德等著名文人，參與徐乾學、金鎮升的幕府，並以布衣身份參與修纂《明史》、《大清一統誌》。此後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七十高齡考中探花，一時傳為美談。最後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因卷入科場舞弊案死於獄中。
《日本貢市入寇始末》這篇文章，就其性質而言是為《大清一統誌》所撰寫，作為“海防誌”的附錄，大致作於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間。就內容而言，是關於日本的綜述性文章，簡要梳理了漢魏到明末日本與中國的“朝貢”和“貿易”的史實。後半部分夾敘夾議，引用明代官員的奏議對明代對日政策進行總結討論，並與清康熙年間的對日貿易政策進行對比。《始末》並未被現存定本的三種《大清一統誌》采用，並且三種《大清一統誌》並無“海防誌”或“海防”這一門類，書中的“日本”部分，也均沒有采用薑宸英的文章，而是模仿《大明一統誌》的體例進行了另寫。《始末》被收入薑宸英本人的文集《湛園未定稿》、《湛園集》，又收入賀長齡編《清經世文編》。
二、寫作背景
從傳記資料來看，薑宸英並不像同時代的汪鵬（《袖海編》的作者）那樣，曾經親身去過日本；也不似陳倫炯（《海國聞見錄》的作者）那樣，有過處理海防、外交事務的經驗；那麼薑宸英為何會在中國對於日本極為隔膜的康熙年間，寫作這樣一篇關於日本的綜述性文章呢？
首先，這可能與薑宸英家學中的“經世”傳統有關。薑宸英被同時代人當做一位有“經世”思想的士人，從家學淵源來講，薑宸英家族自其高祖薑國望開始，便有“經世”的評價。其曾祖薑應麟，曾撰述過地理類的文獻。
其次，《始末》的寫作受到薑宸英纂修《明史》、《大清一統誌》經曆的重大影響。薑宸英自康熙二十年以布衣身份應邀入史館，參與《明史》的編纂，並分纂明史《刑法誌》和一部分列傳。康熙二十五年，《大清一統誌》開始修纂，到二十八年，《一統誌》總裁徐乾學遭到彈劾，上疏乞休，請以書局自隨。於是薑宸英跟隨徐乾學至洞庭東山修誌，直至康熙三十一年左右離開一統誌館。
就史料來源而言，康熙朝《明史》的開館纂修，網羅了有關前代的各種公私史料，尤其是以《明實錄》為首的一批稀見史料，為史官修史提供極大便利。薑宸英撰寫《始末》於明一代敘事詳盡，征引廣博，這與他在史館能接觸到大量史料不無關係。而《大清一統誌》的纂輯，充分搜羅了各地方誌，這點也反映在薑宸英的文章之中。在論述萬曆時期浙江沿海的民生形勢時，他便使用了來源於萬曆《紹興府誌》的資料。就體例而言，薑宸英為《大清一統誌》所纂的三篇文章，更類似於正史的“誌”和“外國傳”。《日本貢市入寇始末》在以時間順序列舉史實的寫作方式和夾敘夾議的文章體裁上，都與薑宸英為《明史》所作的“刑法誌總論”有一定的相似性。就直接的寫作目的而言，《日本貢市入寇始末》是為《大清一統誌》而作，作為“海防誌”總論的附錄，
再次，《始末》的寫作，正值康熙年間中國開放海禁、中日民間貿易逐漸升溫的時代。《始末》的最後部分便說：國家初患海孽未平，撤界而守，禁及采捕。康熙二十三年，克台灣。各省督撫臣先後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紓民力。於是詔許出洋，官收其稅。民情踴躍爭奮，自近洋諸島國，以及日本諸道，無所不至。正如薑宸英所言，由於三藩之亂、台灣相繼平定，“遷界禁海”政策不再適宜。康熙二十三年九月，清廷頒布“展海令”，準許開海貿易。解除海禁之後，前往長崎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數量激增，清廷還特意設立四榷關，以管理海上貿易。這是《始末》寫作的直接刺激。
薑宸英雖然對於清朝的政策變化反應敏感，然而通篇來看，他對日本的近況卻不大了然。在《始末》寫作的年代，德川幕府已經進入“鎖國”時期，隻允許長崎一港的貿易往來。針對康熙開海以來的唐船大量來航，幕府為之製定了相應的限製措施：頒布“貞享令”、建設“唐人屋敷”等。雖然兩國政治上的交流仍然處於停滯狀態，但民間的貿易卻因為中國單方麵的開海而大幅升溫。薑宸英於日本史實的敘述，基本停止在明嘉靖之前，而論述清朝對日政策時，仍然立足於市舶司、勘合等明代史事。這些室町幕府時代的舊製度，在跨越南北朝、室町、安土—桃山、江戶好幾個時代之後，已經完全變得不符合日本的近況。與明代有交集的南朝征西府、足利將軍、九州戰國大名、豐臣秀吉等都已經逝去，取而代之的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和長崎貿易，在文中卻完全沒有得到反應。薑宸英仍然將日本視作那個明代初年的“朝貢國”和明代中葉的“倭寇源地”，用明代的舊事向清廷提出不合時宜的建議。
三、文章的內容及其史源
從體例而言，《始末》大致可分為三個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列敘明代以前日本“朝貢”、中國“使倭”相關史實的，主要敘述前代正史中記載的中日官方交往事件。
第二部分：敘述明開國以來直到嘉靖年間的官方往來、倭寇事略。主要以敘述倭寇、市舶貿易兩條線索為主，討論明代倭寇來源、倭寇性質、市舶司製度存廢得失、是否應該允許日本朝貢等。
第三部分：對明代對日政策進行總結式評論，討論明代對日政策的得失，並指出清代的對日政策是吸取了明代教訓的成果。
1.第一部分：
這一部分，薑宸英簡要地敘述了從漢武帝時代以來至元末，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與後文將要提到的《蒼霞草·日本誌》、《明史·日本傳》等不同，薑宸英隻記述日本官方“進貢”的史實，而不載中國官方對於日本的出使，如《宋史·日本傳》中記載的民間往來、僧人和飄船等重要事件，也一並不載。
在文章的開頭，薑宸英說：自漢武帝滅朝鮮，倭驛使始通者三十許國。至建武二年，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複入貢。這一條就史源而言，出自《後漢書·東夷列傳》：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薑宸英行文簡潔，相對於《後漢書》，已經省略了有關倭人風俗、倭國王帥升獻人口等細節內容。這種省略在文中隨處可見，與其史源對比，薑宸英通常隻保留最基本的時間信息，或者隻保留次數的統計數據，如：魏時朝獻者一、入貢者二。至晉前後貢使以六。就史實而言，薑宸英統計的“朝貢”記載脫漏甚多，在今日中日交流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極為重要地位的唐代，甚至隻有一句概述：唐興，貢獻益數。雖然薑宸英敘述的史實，全部出自前代官修的正史。而就上文提到的“隻記載朝貢”、“係年排比並省略”兩個特征而言，則比較明顯地受到《籌海圖編》的影響。《籌海圖編》的卷二，專門就中國出使日本和日本來“朝貢”的史實，辟出了具有表格性質的兩篇：《倭國朝貢事略》和《王官使倭事略》。薑宸英在第一部分裏提到的史實，均可以在《倭國朝貢事略》中找到。
上文提到的“魏時朝獻者一、入貢者二。至晉前後貢使以六”一句，便很可能來自於《倭國朝貢事略》。如果返回《晉書》和南北朝“八書二史”，完全可以統計出超出六次的朝貢次數。而《倭國朝貢事略》所統計的魏晉南北朝間朝貢次數，恰恰是：魏朝獻一次，入貢兩次，晉代入貢六次。
第一部分中，薑宸英關於日本的知識，並沒有超出前代正史中日本傳的範圍。正史中的日本傳，對於漢到明千餘年間的史事隻有很少的記載。饒是如此，薑宸英也要利用這些十分有限的材料，去進行史事的辨證：天寶十二年，以新羅道梗，始改貢道由明州。其後使者仍由新羅。考宋端拱元年，倭僧奝然遣弟子表謝，有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裏之波濤難盡。’倭開洋至寧波才五日耳，不得雲十萬裏，此由新羅之征也。從日本到寧波的海路情況，在中國史籍中一直到明代中葉《日本考》、《籌海圖編》知識，才有明確而詳盡的記載。而薑宸英卻使用明代的史料，去辨證宋代奝然的對話，並且進一步以之辨證唐代的史實，並不知曉三個朝代的海上交通情況已經完全不同。這樣類似的錯訛，在《後漢書》加工《三國誌》的史料時便產生了，在明後期王世貞的《弇州史料·倭誌》中也不斷出現。這種史料闕如、史事模糊、結論錯誤的辨證，成為《始末》一類對於日本綜述性文章多少具有的特征。
2.第二部分
敘述進入明代，文章的體例開始發生變化：主題上逐漸由敘述兩國官方交流史過渡到倭寇史、貢舶貿易史。行文逐漸從列舉史實，轉變為議論製度得失。
明代前期，與日本南朝征西府及室町幕府有官方的使臣往來。在敘述這一段史實時，薑宸英主要依據鄭曉《吾學編·四夷考》（或者王圻《續文獻通考·四裔考》）的行文。同時，他還參酌補入《籌海圖編》中《倭國朝貢事略》和《王官使倭事略》記載的史實：乃二年，遣同知趙秩賜璽書，盛誇以天子威德，且責其自擅不臣。其王初欲殺秩，繼而複禮秩，遣僧隨之入貢。然使未至，而寇掠溫州矣。是年有詔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秋遣行人楊載齎書往。這一條中出現了兩個嚴重的記事錯誤。其一是將洪武三年趙秩的出使，誤係在洪武二年。並將二年楊載的出使，放在趙秩之後。這個錯誤很可能是抄錄《籌海圖編》造成的。《武備誌》、《海防纂要》等沿襲《籌海圖編》的史書，也出現了這個錯誤。《籌海圖編·王官使倭事略》：“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遣使招夷，遣使臣趙秩望日本……秋，使行人楊載齎璽書諭日本國王。”而“是年有詔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一句，卻並不見《籌海圖編》。根據《明實錄》，下詔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發生在洪武五年。這一錯誤，很可能是抄錄《吾學編·四夷考》時發生的訛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