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當薑雨果和李莉回到隔壁之後，客廳裏隻剩下薑伯倫和朱穎。盡管薑雨果和李莉走的時候，再三叮囑兩位老人早點休息，但是闊別數十年的一對舊情人薑伯倫和朱穎，仿佛有著滿腹的悄悄話，要告訴對方。於是，他倆在客廳裏對坐長談。
“伯倫哥，你喜歡抽雪茄，就抽吧。”朱穎親切地對薑伯倫說，“我家老頭子也是‘煙囪’，我一直在被動吸煙中生活，早就無所謂了。”
既然朱穎這麼說，薑伯倫也就拿起雪茄，朱穎用大衛杜夫火柴幫他點燃了雪茄。她一聞到雪茄的氣味就說：“雪茄好香，比香煙香。”
薑伯倫問：“小穎，你先生是做什麼工作的？”
雖說朱穎已經年逾古稀，薑伯倫依然按照小時候的稱呼叫她“小穎”。
“他叫張深，化學家。”朱穎說，“你還記得我哥哥嗎？”
薑伯倫的神經，如同被針紮了一下似的，說道：“令兄叫朱輝，當然記得。”
薑伯倫的腦海中，出現了台灣綠島監獄。當年，台灣“安全局”審訊他、關押他，就是要他說出跟朱輝的關係。
“小時候，你跟他下陸軍棋，下暗棋，我當公證人。你還記得嗎？”朱穎說。
“當然記得。朱輝跟我同齡，是我小時候的玩伴。”薑伯倫說，“有一回下陸軍棋，他中途上廁所，你把他的棋子全都告訴我。他回來之後，我對他的棋子了如指掌，把他殺得片甲不留，他還不明白是怎麼輸的。”
“那一回，我強忍著笑，為你們做公證人。”朱穎對兒時的記憶，也清晰如在眼前。
“小穎，你哥哥好嗎？”薑伯倫問。
“他已經離休，在北京跟父親住在一起。”朱穎說，“他知道你來上海，一定會很高興。”
薑伯倫回憶說：“那時候淡水路叫做薩坡賽路，我們仨都在法國人辦的薩坡賽小學（今日上海盧灣區第一中心小學）上學，我跟朱輝是同班同學，你比我們低了三個年級。記得，你第一次去薩坡賽小學上學，還哭鼻子呢！”
朱穎也馬上接著說：“我是五歲上小學，心慌嘛。那時候，我們仨天天一起去薩坡賽小學上學，從小就學法語。後來，你和哥哥小學畢業，都考進離家不遠的震旦（震旦一詞出自梵文，意即中國）大學附屬中學（位於今日重慶南路）。那裏隻招收男生。我小學畢業之後，考入蒲石路181（今日上海長樂路139號。1954年，向明中學得到原校舍西側的一塊空地並辟為操場，校門從長樂路移到瑞金一路151號）號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屬中學（後來與震旦大學附屬中學合並為向明中學），那裏隻收女生。那時候你和哥哥已經是震旦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中生了。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地方上中學，但都是震旦大學附屬中學，震旦大學以及附屬中學都是天主教的教會學校。中學放學之後，我們還是常常在一起玩。不知道為什麼，後來你常常獨來獨往，不願跟我和哥哥走在一起，也不願意一起玩了。”
“小穎，你我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薑伯倫回憶往事，無限感慨。直至這時候，他才終於說出的往日的秘密，“記得，在我上高中的時候，父親告誡我，少跟你們來往。”
“為什麼？”朱穎感到奇怪。
薑伯倫說：“在尚賢坊，我們家的後門，正對著你們家的大門，對不對？我們家後院的灶披間，上麵有一個亭子間，對不對？亭子間再上麵，是曬台對不對？小時候，我常常站在曬台，給你打旗語，對不對？”
朱穎不明白薑伯倫講這一大串“對不對”是什麼意思，尤其是他那麼強調他家那個亭子間，又是什麼意思。
朱穎知道，那時候的石庫門房子差不多都有像亭子一樣小、建在灶披間之上的房間，叫作亭子間。亭子間又小又熱，租金是最便宜的。在尚賢坊，最著名的亭子間，要算是40號的亭子間。1927年1月14日，31歲的作家鬱達夫到尚賢坊40號石庫門房子看望老朋友孫百剛，在孫家亭子間邂逅借住在孫家的杭州美女王映霞。20歲的王映霞是孫百剛的同鄉。鬱達夫跟王映霞一見鍾情，由此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才子佳人姻緣，成為尚賢坊的美談。
然而隱藏在薑伯倫家亭子間裏的不是美女，卻是一條毒蛇。
薑伯倫告訴朱穎：“有一天，我回家之後，忽然發現我們家的亭子間，住進一個陌生男人。我們家又不缺錢，幹嗎要把亭子間租給別人？父親一臉嚴肅，用命令式的口氣對我說，不許去打擾那個男子，尤其絕對不許把這件事告訴朱輝和朱穎。”
後來，薑伯倫才明白，那個陌生男人不時從薑家亭子間的後窗望出去，監視朱家的一舉一動。尤其是進出朱家大門的人，他還在監視記錄本上作了詳細記錄。
盡管薑伯倫非常討厭那個賊頭鬼腦、目露凶光的家夥，真想把他從薑家亭子間裏攆走。可是此人顯然有來頭，因為盡管有外衣遮掩，腰間還是凸顯出手槍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