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別上海十餘年，重新呼吸故鄉的氣息，薑伯倫倍感親切。
當嗄斯吉普車進入上海霞飛路的時候，薑伯倫見到路牌已經改為“淮海中路”。人行道上來來往往的上海人，不再像當年五彩繽紛，而是大都是穿藍、灰、黑色服裝。年輕女性往往梳兩條長辮，中老年女性則是齊耳短發，幾乎見不到燙發者，也看不到“三包一尖”，亦即大包頭、包屁股褲子、包腿的小腳褲和尖頭皮鞋。男人們穿的大都如同他身上所穿的藍色中山裝。隻是道路兩旁的法國梧桐依舊，穿越淮海中路的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依舊。
薑伯倫注意到，原本是揚州酒家的店麵，如今變成一家文具店。
見到總弄口“尚賢坊”三個字時，不僅薑伯倫臉上浮現興奮之情，朱輝也特地用手指指了指。可是尚賢坊裏已經沒有他倆的家，薑宅因業主薑傳賢屬國民黨將軍而被沒收，變成公房，而朱宅因被敵偽少將侵吞而變成偽產也遭沒收，變成公房。在薑伯倫和朱輝的腦海中，隻有青少年時代在尚賢坊留下的美好記憶。
在上海市公安局，薑伯倫作為特殊的罪犯單獨關押。薑伯倫被關押的身份，是國民黨中校特工。
朱輝負責審理薑伯倫特工案。公安部在獲知台灣情報部門派遣中校特工潛入廈門後，便與朱瑾瑜商議，派出對薑伯倫極其熟悉的朱輝主持偵查、審訊薑伯倫。正因為這樣，薑伯倫從澳門剛一進入珠海拱北海關，朱輝就派人跟蹤薑伯倫，時刻掌握薑伯倫的動向。
當薑伯倫前往鼓浪嶼會晤王老先生時，朱輝考慮到王老先生是重要統戰對象，不宜驚動，所以選擇了在廈門長途汽車站逮捕薑伯倫。
在上海公安局審訊室，麵對朱輝，薑伯倫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坦白了他接受“311行動”計劃始末，以及他在台北陽明山接受葉翔之的培訓、在澳門接受沈之嶽的派遣、在鼓浪嶼與王老先生會晤的經過。
薑伯倫交出了王老先生致蔣介石的親筆信、王老先生在1949年10月寫的收據、一枚鋸成兩半的有著袁世凱浮雕頭像的銀圓，以及王老先生保留的當年的兩份報紙。
朱輝還要薑伯倫交代，他所知道的從上海轉移黃金到台灣的經過，以及台北新店文園金庫情況。薑伯倫都如實作了交代。
朱輝要薑伯倫把所有交代寫成書麵材料。薑伯倫花了三天時間，寫出了書麵供述。
鑒於薑伯倫跟那些老牌特工不同，他是臨時性的、一次性的特工，是為了執行“311行動”而奉命潛入廈門；鑒於薑伯倫在被捕之後能夠交代所有關於“311”的情況。內中，由於薑伯倫的父親薑傳賢是從上海轉移黃金到台灣的經手人，薑伯倫交代了父親跟他談及的黃金轉移情況，極其重要，是重大的立功表現。經朱輝請示上級部門，決定給予薑伯倫從寬處理，從輕處理，不予判刑，而是判處勞動教養三年。
薑伯倫不明白什麼叫作勞動教養。
朱輝告訴薑伯倫，勞動教養不同於判刑。判處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是由法院作出的判決，而勞動教養則意味著不夠判刑，是由公安部門決定的，是一種強製性的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把勞動、教育和培養結合起來。
薑伯倫原本以為，自己這次在大陸一定會蹲監獄，聽了朱輝的話這才明白，大陸對他非常寬大，沒有把他送法院判刑。
朱輝告訴薑伯倫，判處你勞動教養三年，將安排在蘇北的大豐農場，一邊參加勞動，一邊接受教育。如果你表現好，可以提早結束勞動教養，回到上海。我會根據你的特長，安排你在上海從事適當工作。
朱輝還告訴薑伯倫，雖然大豐農場在江蘇北部鹽城附近，但是那裏屬於上海市管轄，是上海的“飛地”。大豐農場由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管理所管理，隸屬上海市原勞改局。
朱輝說，“大豐縣本來叫台北縣。因為跟台灣的台北重名，所以在1950年改名，從縣裏兩個集鎮的‘大中集’和‘新豐集’各取一個字，更名為大豐縣。大豐農場也是1950年開辦的。當時在上海開始整頓社會秩序，收容無業遊民五千多人，無處安置。上海市政府派員與蘇北人民行政公署商定，劃台北縣以四岔河為中心的20萬畝國有荒地作為農場，把這批無業遊民安置在這裏從事農業生產。隨著台北縣改名大豐縣，這個農場也就叫作大豐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