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密州的超然台上，蘇軾登高望遠，心中不留一點滯礙，超生越死，看淡榮辱，把別人眼中難以掙脫的煉獄，轉變為靈魂升華的天堂。
《江城子·密州出獵》
——［宋］蘇軾。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宋朝北方的邊境上，有兩個興起的國家虎視眈眈，一個是遼國，一個是西夏。
想當年，宋真宗禦駕親征，同遼國在北方邊境對峙，不僅沒有收回燕雲十六州，反而和遼國在澶淵（今河南濮陽西）簽訂盟約，答應每年給遼國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帛。在宋仁宗和宋神宗年間，遼國又貪心不足，增加了白銀和絹帛的數量。
再看西夏，麵積比宋朝小很多，竟然在交戰中屢屢得勝。宋仁宗被迫與西夏議和，每年給西夏五萬兩白銀，十三萬匹絹帛。
這些錢從哪裏來？從宋朝的國庫裏來。國庫的錢從哪裏來？從老百姓的口袋裏來。國內，百姓的負擔增加了，民怨沸騰；國外，宋朝的皇帝靠繳納金錢和割讓領土換得了表麵上的和平，但是這種靠金錢維係的“感情”十分脆弱。內憂外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蘇軾《策略一》）。
為了挽救國家，焦慮萬分的神宗皇帝根本聽不進去老臣司馬光給他的保守建議——治國必先修身，也看不上被仁宗皇帝譽為“太平宰相”的蘇軾，他看中的是勇往直前、大刀闊斧的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觸及了很多人的利益，有時不免矯枉過正。地方官員在執行新法的過程中急功近利，結果招致民怨。蘇軾站在民生的角度，對變法流弊提出了批評，可惜最終石沉大海。
“道不同不相為謀。”在這場變革中，蘇軾站在了司馬光、歐陽修、韓琦、富弼的一邊。需要說明的是，對於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這三個人，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判他們，他們都是君子的楷模，他們都想讓國家富強，隻是立場不同。
黃庭堅曾評價王安石：“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黃庭堅《跋王荊公禪簡》）蘇軾一生的起伏雖然與王安石領導的這場變法運動有很大的關係，但即便如此，蘇軾對王安石仍心存敬意。王安石被罷相後退居金陵，蘇軾前去拜訪，以前政見不同的對手成了無話不說的知己。王安石勸蘇軾在金陵買田，和他比鄰而居。蘇軾在詩中感動地寫道：“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蘇軾《次荊公韻四絕》）
司馬光更是宋朝上下公認的道德楷模。奸臣蔡京認定司馬光、蘇軾、蘇轍一派三百零九人是國家的罪人，要把名字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一個小小的刻工說：我不知道你們刻這個石碑是什麼意圖，但是一個舉世公認的正直大臣司馬光被你們說成是壞人，我不忍心刻這個碑。長官發怒了，刻工最後哭著說：實在不行我就刻，但是請求不要在石碑上留下我的名字，以免被後人怪罪（《宋史·司馬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