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製，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譯文】
深慮論
考慮國家大事的人，常常謀求解決那些困難的問題，而忽略那些容易解決的問題；防範那些可怕的事情，而遺漏了那些不被懷疑的事情。然而禍患常常萌芽在那些被忽略的問題中，變亂常產生在不被懷疑的事情上。這難道是他們考慮得不夠周全嗎？這是由於人們能考慮到的，都是人世間本該如此的事情，而超出了人們智力所能達到的範圍的，那就是天道。
當初秦始皇消滅諸侯、統一天下時，認為周朝滅亡的原因在於諸侯的強大，於是就把封建製改成了郡縣製。正當他以為從此可以不用再進行戰爭，皇帝的寶座可以世代相傳時，卻不料漢高祖在田野間興起，最終推翻了秦朝的政權。漢朝建立以後，從秦朝孤立無援的失敗中吸取教訓，於是大封子弟為諸侯王，以為他們是同姓王，血親關係可以使統治世代相傳而不致發生變故，不料吳楚七國卻萌發了篡權弑君的陰謀。武帝、宣帝以後，逐漸分割諸侯王的封地，從而分散他們的力量，以為這樣就可以太平無事了，不料外戚王莽最終篡奪了漢朝的天下。東漢光武帝對於西漢哀帝、平帝，曹魏對於東漢，晉朝對於曹魏，都從前代失敗的緣由中吸取教訓，從而製定防範措施。但是，他們後來的敗亡卻都出於他們所防範的事情之外。唐太宗聽到將會有姓武的人來殺害他的子孫，就搜捕並殺掉有嫌疑的人，而武則天日日在他身邊侍候，他卻沒有覺察。宋太祖見五代時期地方藩鎮勢力強大足以挾製他們的君主，便在統一天下後全部解除了武將的兵權，削弱他們的力量，以便容易控製，卻沒有料到他的子孫後來反而因此受困於敵國。
上述這些帝王都有超人的智慧、蓋世的才能，他們對於太平、動亂、生存、滅亡之微妙關係，考慮得非常詳盡，也防備得很周密了。然而他們仔細謀劃了這一方麵，禍患卻從另一方麵發生了，結果招致動亂甚至滅亡，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人的智慧隻能考慮到人事，卻不能考慮到天意。良醫的子女大多死於疾病，高明巫師的子女大多死於鬼祟。難道他們善於救活別人，卻不善於救自己的子女嗎？實際上，他們在考慮人事上是聰明的，但在考慮天意上卻是笨拙的。
古代的聖君，懂得天下後世的變化不是人的才智所能考慮周全的，不是法術所能控製的，因此不敢任意施展他們的智謀，隻是積累最大的誠意，運用最高的道德，來迎合天意，使上天眷顧他們的品德，好像慈母撫養嬰兒一樣不忍心撒手不管。所以，他們的子孫中雖然有愚蠢、不成材而足以使國家覆滅的，而上天終於不忍心使它立刻覆滅，這才是考慮問題深遠的人。如果自己不能迎合天意，卻想用一點小小的智謀去控製和駕馭當前事務，還想讓自己的子孫一定不會有危難和覆滅，這在情理上必然是說不通的，又怎會符合天意呢？
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蓋嚐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誌，而速其亡也。郤疵之事智伯，亦未嚐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製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複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譯文】
豫讓論
有道德有學問的人樹立自己的功名節操奉事君主，既然被君主稱為知己，就應當拿出全部的智慧和謀略，忠誠地勸告，善意地引導，在禍患還沒有顯露的時候就加以消除，在動亂發生前就維持住政治上的清明安定，使自己的生命得以保全，君主平安無事。活著是有名的臣子，死後為上等的鬼魂，美名世世代代流傳下去，光輝照耀史冊，這才是值得讚美的。如果遇到了知己的君主，不能在沒有發生變亂之前拯救危難，卻在已經失敗之後獻出自己的身軀為君主去死，故意騙取好的名聲，迷惑震撼世俗之人，這在君子看來，都是不可取的。
我曾依據這個原則評論過豫讓。豫讓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為智伯報仇，聲名顯赫，轟轟烈烈，即使是那些愚昧無知的平民百姓，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的。唉！
豫讓的死固然算得上是忠了，隻可惜他在處理死亡的方式上還存在著不忠的表現。為什麼這樣說呢？看他用漆塗滿全身，吞炭弄啞喉嚨，改變了容貌和聲音，並對他的朋友說：“我所做的這一切是極其困難的，我是想用這種行為來使天下後代做人家臣子而懷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啊。”你能說他不忠嗎？等看到他三次跳起去斬趙襄子的衣服，趙襄子責備他不為中行氏而死，卻單單為智伯而死的時候，豫讓回答說：“中行氏像對待一般人那樣對待我，所以我也就像一般人那樣去報答他。智伯像對待國士那樣對待我，所以我也就像國士那樣去報答他。”就拿這一點來說，豫讓還是有不足之處的。段規事奉韓康子，任章事奉魏獻子，並沒有聽說君主把他們當做國士來對待，而段規和任章都盡力勸告他們的君主依從智伯的要求，把土地割讓給他，使他的心誌更加驕縱，從而加速了他的滅亡。郤疵事奉智伯，智伯也沒有把他當做國士來對待，而郤疵能夠察覺韓、魏兩家的意圖並勸諫智伯，雖然智伯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導致滅亡，但是郤疵的智謀和忠告，已經使他自己無愧於心了。豫讓既然自以為智伯已像對待國士那樣對待他了，國士應該是能濟國安邦的人才。當智伯要求別人割讓土地貪得無厭的時候，當智伯放縱私欲、荒廢政務、暴虐無道的時候，作為豫讓，正應該貢獻才力，盡自己的職責，懇切地勸告智伯說：“諸侯和大夫應各自安守自己分封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吞和掠奪，這是自古以來的規定。現在無緣無故地向別人索取土地，如果別人不給，那我忿恨的心情必然滋生；如果別人給了，那麼我驕橫的心情將因此而興起。有忿恨，就必然會爭鬥；有爭鬥，就必然會失敗。一驕橫，就必然會傲慢；一傲慢，就必然會滅亡。”誠誠懇懇地勸諫忠告，如果不依從勸諫，就再次勸諫；再次勸諫還不依從，就第三次勸諫；如果第三次勸諫仍然不依從，那就把伏劍自殺的行動改換到這一天來進行。智伯雖然頑固愚昧，但被他的這種最大的誠意所感動，或許會重新醒悟過來，同韓、魏兩家和好，解除對趙的包圍，從而保全智氏的宗族，繼續智氏的祭祀。假如能夠這樣，豫讓縱然死去了也和活著一樣，難道不比僅用劍斬趙襄子衣服然後自殺強得多嗎？豫讓在這個時刻，竟沒有一句話來開導和啟發家主的心智，看著智伯的危難和覆滅就像是越人看著秦人的肥瘦一樣。把雙手籠在袖子裏，站在一旁觀看，坐等他的成功或失敗，國士對知己的君主的報答難道竟是這樣的嗎？直到智伯已死，方才忿恨不平，壓抑不住感情的衝動，情願把自己歸入刺客一流人的行列，有什麼值得稱讚的呢？有什麼值得稱讚的呢？
即使這樣，用國士來衡量，豫讓自然是夠不上標準的。但那些早晨還是仇敵，到晚上就變成君臣，還厚著臉皮自以為得意的人，他們又是豫讓的罪人了。唉！
王鏊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誌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嚐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禦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嚐治一事，下何嚐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裏，雖欲言無由言也。
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複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雲：“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
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製：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禦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製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複，臨禦常朝之後，人臣無複進見，三殿高，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鏟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台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谘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麵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譯文】
親政篇
《周易》的《泰卦》說：“君臣之間將意見互相交流，就會誌向一致。”它的《否卦》說：“君臣之間不能將意見互相交流，國家就會滅亡。”如此看來，上情能夠下達，下情能夠上傳，君臣結為一體才可稱為“泰”。而下情受到阻隔，無法向上傳達，君臣有了隔閡，國家形同虛設，所以叫“否”了。所以君臣互相交流就會吉利，不交流就會有危機，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然而上下不通的弊病，從來沒有像近世這樣嚴重。君臣相見，僅是上朝聽政那短短的時間，上下之間的關係，不過以奏章和批複為聯係紐帶，依靠法令和製度維持罷了。這不僅是承襲舊例，也是相互地位懸殊造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朝廷總是在奉天門舉行朝會，沒有一天廢止過，可以說是勤勉了。但皇帝所在的殿堂與大臣所站立的台階相隔很遠，典禮儀式威嚴顯赫，有禦史督察百官進退，鴻臚卿檢舉失禮者，通政使引領大家入朝上奏，皇帝隻是接見一下，而大臣則謝恩告退，誠惶誠恐地退出殿堂。皇上何曾辦過一件事，臣子又何曾說過一句話？這沒有其他原因，隻是因上下地位懸殊所致，這正如人們所常說的：皇上高坐殿堂，君臣相隔萬裏，大臣即便有意見想向皇上陳述，卻又無從講起。
我個人認為，如果想做到君臣互通聲氣，不如恢複古代內朝的製度。周朝時，天子有三種朝製：在庫門之外所設為“正朝”，天子在那裏向大臣谘詢並商議國事；在路門之外所設為“治朝”，天子在那裏舉行每日的朝會；在路門之內所設為“內朝”，又稱“燕朝”。《玉藻》說：“君主在日出時就臨朝接見百官，退朝後到路寢去處理事務。”總之，君主臨朝接見大小官吏，以此來正上下的名分；
到路寢處理政事，以此來通曉遠近的情況。漢朝的製度：皇帝接見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和散騎等官員，稱“中朝”。接見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俸祿的官員，稱“外朝”。唐朝皇城北麵朝南的三個門稱“承天門”，每年元旦和冬至，皇帝到這裏接受各國使節的朝見和進貢，就在那裏坐朝，這大概就是古代的外朝。它的北麵是太極門，它的西麵是太極殿，每月初一、十五，皇帝在這裏坐朝理事，接見百官，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再往北麵是兩儀殿，皇帝平時在這裏坐朝理事，這大概就是古代的內朝。宋朝時，皇帝平時在文德殿聽朝，而臣僚每五天向皇帝的請安則在垂拱殿。每年元旦、冬至和帝、後壽辰的慶典，則在大慶殿舉行，皇帝在紫宸殿或集英殿賜宴，進士考試則在崇政殿舉行。侍從以下的官員，每隔五天就有一位官員上殿朝見，稱為“輪對”，他一定要向皇帝陳述當前政事的得失利弊。在內殿接見大臣，有時也賞賜他們座位，有時免去他們穿朝靴的禮節，這大概還保留著周、漢、唐三朝製度的遺風吧。原來上天有太極、天市、紫微三垣之分，皇帝在模仿上天行事。正朝模擬太極垣，外朝模擬天市垣，內朝模擬紫微垣，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