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人管父親的哥哥叫“爺”，按排行，再冠以具體的序列。我多半就是由我家“二爺”養大的。
二爺，和其他人比，長得頗為奇特。他的身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肉痣，而且多集中於臉上。在右邊顴骨下，在鼻尖左側，在人中和嘴角中間……二爺說，臉上的痣都不吉利，所以一輩子命苦；唯獨脊背正中的那顆好，可以保全有碗飯吃。
除了這些，二爺尚少一隻眼睛。遠看上去，就如同深陷的地方，讓判官用朱筆寫下細細的一“捺”。
很久以前，二爺這般的“苦”還延伸到夢裏。每每晚上夜深人靜的時侯，屋蓬閣樓裏總會傳來囈語般的哭聲。對此，家人都習以為常了，隻有奶奶會上樓，輕輕拍打在朦朧中吃苦的二爺，喚道：小夥，睡吧，小夥，沒的事，小夥，睡吧……
這樣的煩惱從奶奶去世後，就少了許多。文革政策下來，二爺要被派往江西一個叫“寧都”的地方做知識青年。雖然有人主動上門出主意，說隻要裝個假眼睛，就能幫忙進工廠，也不用去外地了，可那費用對窮困的王家近乎於訛詐。爺爺是個老實人，廠裏那幫小頭頭宣告：不讓兒子走就辭了他老子。急得爺爺天天圍著二爺轉。
這時，二爺也急了，說：“阿爸，你去上班，沒的事，我走！”
在寧都，二爺用人生最青春的十年學就了耕田。隻是沒有姑娘敢要這個城裏人，一聽有誰嚷“獨”、“瞎”之類的詞，年輕氣盛的他就要把誰臭罵、猛打一頓。好在二爺還識些字，無聊時就看舊報紙打發日子，經常能從第一個字順利看到最後一個。果然國家形勢剛有好轉，二爺就用幾年來打下的文報功底，寫信給總理，給知青辦公室，訴說著一個殘疾人的苦。
而信也來得不算晚，並答複三條意見：
一是殘疾人上山下鄉違反政策。
二是可以安排在當地做鄉村教師。
三是如果想回滬，一有名額，做優先考慮。
二爺選了第一和第三條。
雖說回家是大多數知青的願望，但回滬後二爺就難以再種田了。好不容易安排個管倉庫的活，那開胭脂店的劉保金卻對爺爺嘮叨：“你家二小夥，哪像個做生活的樣子啊，我看他一個月也做不下來。”而爺爺則沒什麼口才來駁斥冷眼旁觀的鄰居，隻說：“他眼不好，他眼不好。”
那時，父親是個清早三點就要上班的廚師學徒。一家人，包括爺爺、二爺、父親、五爺四條光棍，住在十個平方的土房子裏。有個活幹畢竟還不算太難，但婚事卻很傷爺爺腦筋。
一天，爺爺托媒人介紹了位姑娘走進我家的弄堂。那姑娘雖然跛腳，行動蹣跚，但卻眉清目秀，很有幾分相貌。當她推開老門，迎麵與她眼神相對的就是坐在板凳上擦鋁鍋的二爺。那姑娘驚了一下，竟沒有說話，扭頭就走。二爺還力爭上前，邀請“兜兜”，可姑娘卻走得更加尷尬，更加堅定。
不料想，沒過多久，同一個媒人又介紹了同一位姑娘，走進了同一個弄堂，推開了同一扇門。而不同的是，對象換做了風華正茂的食堂大廚。
那姑娘，就是我的母親；那大廚，就是我的父親。
當時的二爺有何作為已難以知曉。隻有父親酒醉時的胡話可供參考：成婚那天，二爺吃了外婆做的二十個“團子”，然後大哭一場……
差不多有“我”時，二爺也有了“二媽”。但四年後二媽就得癌症去世，也沒留下個孩子。現在，二爺老是讚揚我的“懂事”，說二媽大禮時，怕我會笑，但一和我說是“二媽走了”，便從頭到尾沒笑過。
打那以後，二爺就不再睡哭，吃飯時總喜歡托著碗滿弄堂串門，而後麵就緊跟我這個“小濟公”。記得好客的鄰居時常調侃：“鴻鴻啊，你是誰養的？”一旁獻媚二爺的大人又加幫襯：“快說，是二爺養的！”我隻需靦腆地重複一遍，便引來全場人員的大笑。接著，人家又說二爺“好福氣”，有個“好侄兒”。
我開始很以此為榮，甚至把自己看作是治愈二爺睡哭症的良藥，卻並沒想到奶奶、二媽會在另一個世界對可惡的判官說些什麼。而且後來二爺在小廠幹了三十年直到現在，又作何解釋呢？
從什麼時侯開始，和二爺一起睡在他的小廠裏，我已記不清。但每要掉一顆乳牙，總是二爺一人陪我，幫我把乳牙推倒，再捧出早就買好的西瓜。二爺說，那兩樣東西都是紅的，可以用此物來補彼物。
二爺喜歡喝酒，量還特大，小廠裏較“量”的機會很多，卻也難免在同事的車輪戰中大亂方寸。沒想到“危急”關頭，我的挺身而出卻讓二爺如獲至寶，也為我經後的“豪爽”奠定了基礎。當然，這些要防備母親、父親知曉，因為那是兩個人的快樂，阻止了一個人，另一份快樂也就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