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不會懷疑圖書的價值，因為它畢竟是客觀存在。但是從不同的視角進行觀察，對圖書價值的認識並不完全是一致的。
就廣大讀者而言，圖書具有可供閱讀、觀賞、查詢、收藏等多方麵的功能，能為他們提供大量取之不盡的有用知識，這說明圖書對於讀者具有使用價值。為了取得實際的使用價值，讀者還須進行必要的投入，這包括物質和精神兩類投入，物質投入指買書必須的貨幣支出，精神投入指讀書所花費的腦力勞動。如果將需要獲取的使用價值視為一種產出，那麼，似可將產出與投入的比值，作為讀者權衡此書真實價值的一個量化指標。產出比投入高，則說明讀者心目中此書的價值愈高，買此書的欲望也就愈強烈。反之，圖書的價值則低，買此書欲望也弱。這可以稱為讀者的圖書價值觀。
至於出版社，由於其處於與讀者不同的生產者的地位，圖書的使用價值對其自身已不重要，它僅僅作為出版社經營的商品而存在，出版社關心的是圖書的商品價值，具體地說，希望通過經營圖書賺一些錢，足以發工資，發獎金，曰子也可過得寬裕些。與此同時，為了出版社的長遠利益，還須出版一些創牌子的高水平著作，以擴大出版社的聲譽和影響，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雙效益”。如果將圖書對於出版社的價值概括為“掙錢”和“出名”，似乎過於簡單，但它確也反映出不少出版社領導的真實心情，隻要多賺點錢，再有幾本獲獎書在手，雖不說春風得意，至少也可以睡幾天安穩覺了。當然，對圖書價值的認識，不等於出版社的戰略方針，正式場合的表述，還是應將為國家和主管單位多作貢獻，為社會提供更好的精神產品置於優先地位，這樣就可避免片麵性之虞了。問題在於，作為出版社，除了上述對圖書價值的認識之外，是否還需從其他的角度來認識圖書的價值呢？
除了從讀者和出版社的角度認識圖書的價值之外，還存在另一種認識圖書價值的視角，即從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來認識圖書的存在價值。圖書作為精神產品的物質載體，它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長河中，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而，它保存並傳播曆史沉積的一切文明信息，使人類的思想文化寶庫日趨豐富I另一方麵，它使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得以流傳，對推進社會生產發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圖書的上述兩方麵功能中，前者側重於精神和文化。後者側重於物質和生產，兩方麵缺一不可，相輔相成，它們在推進社會發展中均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事實上，當今許多閣書事業發達的國家，無一例外也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國家，僅這一點足以證明圖書對社會文明所產生的影響。但足，事物還有另外一麵，如果對圖書價值發生認識上的偏離，或者人為地重視圖書某一方麵的功能，忽視另一方麵的功能，其對社會發展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是足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關於這一點，不能不提到中國的例子。
中國在17世紀以前很長一段時期，可以認為是獨領風騷的圖書大國，當時中國出版的圖書比其他國家圖書的總和還多得多，麵對浩如煙海的圖書古籍，足以令人引以自豪。但是，也不能不使人深思，為什麼世界性的工業革命不發生在擁有如此大量圖書的中國呢？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版過像歐幾裏德的《幾何學原本》，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類對世界科技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的科技名著呢？如果不計其他原因，僅就圖書品種而言，在數不勝數的中國古籍中，與生產發展有關的科技圖書有多少種呢？其數量之少，如果用風毛麟角，滄海一粟之類形容詞似乎也太過分。即使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類圖書總集，也不收錄《齊民要術》、《天工開物》這類科技專著，這難道不說明在圖書價值觀上千百年來存在認識的誤區嗎？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國即使在中世紀、科技發展水平也並不在歐洲之下，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曾統計過當時具有影響的36種科學技術，中國領先的有34項，歐洲領先的有兩項，兩項之一是鍾表，劉仙洲教授對此還曾提出置疑，認為東漢時的計裏鼓中已有作為鍾表計時核心的擒縱裝置。為什麼科技領先而科技著作又如此之少呢？這隻能從圖書價值觀的角度來尋找答案了。
中國曆代統治者和文人均把圖書視為傳“道”的工具，那所謂“文以載道”。他們特別看重圖書的精神價值，而對圖書對於發展經濟，促進生產的物質價值視而不見、認為這些隻不過是不值一提的雕蟲小技。此外，從哲學思想的角度似乎也可進行探討。一學者曾認為，阿拉伯古代哲學的核心是論述人與神的關係；歐洲古代哲學的核心是論述人與物的關係；而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是論述人與人的關係。姑不論以上立論是否充分，僅就統治中國2000餘年的儒家思想而言，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不外是為了協調人：際關係，使人們的行為有所規範，使社會能相安無事。如果人與人關係協調不成必然走向反麵，於是對立、爭鬥、動亂、戰爭、以至於改朝換代相繼發生。中國浩瀚無邊的曆史古籍，書寫人與人之間永無休止的協調和爭鬥尚嫌不足，被認為下九流的科學技術圖書當然難以有立錐之地了。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書多並非一定科技發達、經濟發展。在圖書的總體結構中，隻有使精神文化類圖書與物質生產類圖書保持某種合理的比較協調的比例關係，才有助於推進社會均衡的發展。以上認識，即使是處於改革開放的今天，仍不失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作為社會主義出版社，除了從自身利益，以及讀者需求的角度認識圖書的存在價值之外，還應從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需要的高度認識圖書的存在價值。即楚說，當今考慮出版社的改革，除了人事、工資、責任製、投資方向等常規改革項目外，至少還應時時記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並使出版社自身的事業更貼近經濟建設這一中心，為經濟建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服務，這無疑應作為社會發展對出版社提出的總要求之一。當然，不同的出版社，所處的條件不同，為經濟建設服務的程度和方式也應有區別。但出版社或者出版事業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服務的總方向卻不應有絲毫動搖。
出版事業如何更好地體現為經濟建設這一中心服務，似乎在政策上、投資方向上應更多地向科學技術圖書、經濟管理類圖書傾斜。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科技書最難出版。科技圖書在重點書推薦、圖書評獎、投資補助等方麵，也處於與文化類書難以競爭的局麵。因此更需要對科技書進行扶持。類似地，對經濟管理類圖書也存在政策傾斜和扶持問題。當然，就出版社而言，出版科技與經濟類書，也存在緊密聯係生產建設實際，提高圖書質量的問題。現在許多書者是抄來抄去、水分很多，滿篇人雲亦雲，真知灼見甚少，論述問題總是大量一二三四的羅列，而具體解決生產或經濟問題的篇目卻語焉不詳。凡此種種，都應歸入腳踏實地的改革之列。要出好書，應將多出科技與經濟類好書放在重要位置。在出書結構上應適當突出科技與經濟類書應有的價值和地位，這樣，出版社的改革才不致脫離正確的軌道。
弘揚民族文化出好學術著作
弘揚民族文化，出好學術著作是出版界義不容辭的任務。如何發掘出具有新意的選題，並使之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是擺在每個出版社麵前的課題。本文通過介紹本社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名家《學術論著自選集叢書》的編輯出版過程，旨在探索開拓優秀選題的規律和道路。但願本文能達到拋磚引玉之效果，引出更多更好的新選題。
優化選題推陳出新
目前全國約有500多家出版社,其中有91家大學出版社，每年向讀者發出8萬多種出版物。如何使自己的選題在眾多出版物中顯露頭角呢？本社對此做了某些嚐試。我社於1988年出版了馮友蘭、馮至、張友漁、周穀城、俞平伯、費孝通、梁漱溟、薛暮橋八位名家的《學術精華錄》之後，繼續編輯出版《學術論著自選集叢書》，於1991年出版。目前出版的有錢端升、季羨林、王季思、王朝聞、羅大岡、任繼愈等人的自選集。今後還將陸續出版我國當代社科名家的自選集，剛才提到的那八位名人的《學術精華錄》，已根據原作者和版權繼承人的意見以《學術論著自選集》的書名，重版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