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擔任編輯工作已整整十年了，並擔任了六年多主任編輯的工作。在多年的編輯經曆中,我深深地體會到學術著作的出版是多麼的不容易，尤其是優秀的學術著作的問世更來之不易。
社會上經常可以聽到“出書難”的抱怨聲。其實，“出書難”，難就難在學術著作的出版。因為學術著作層次較高，讀者麵狹窄，發行量少，大多是虧損書，所以，一般來說，沒有較高的出版價值或社會效益，出版社是很難接受這類書籍的。於是，在知識分子中間喊出了“出書難”、“難出書”的陣陣怨聲，也發生了要求解決“出書難”的呼聲。據悉，我社就是為了解決本院學術著作出版難而申請成立。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專門出版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學術性出版社來說，出版學術著作是義不容辭的職責，因此就不能以“發行量少”、“讀者麵窄”、“出版虧損”等理由將學術著作拒之門外。如果出版社靠吃“皇糧”過日子，那麼心安理得地出版虧損甚巨的學術著作既符合我社的出版方針，也不愁“無米之炊”。我們出版社剛成立的頭幾年就是如此。然而，自1986年起，我社開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到1988年底，我社共累計補貼學術著作出版的虧損額就高達40多萬元。這對一個剛獨立核算不久的小出版社來說，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數額。可以說，為了補貼學術著作的出版，我社已“傷筋動骨”地耗費了建社頭幾年積累起來的大部分資金。對此，怎樣解決虧損問題就擺在我們每個編輯麵前。
當時，出版界協作出版開始盛行，對於這一方式我開始並不在意。最初看到一些搞協作出版的來稿質量不高，打心底裏不願走這條路。所以，別的編輯熱衷於搞協作出版，我卻遲遲沒有開這一先例，直到我拿到一本由蕭前作序的空軍政治院校哲學教研室撰寫的《新編哲學原理》後，我才開始搞協作出版。我拿到這本書稿粗粗翻閱後，覺得書稿質量不錯，但估測出版此書可能虧損。正處於兩難之際，作者方主動提出協作出版，解決了出版資金。通過這件事，我認為隻要書稿質量好，協作'出版不失是一條解決學術著作出版資金困難的途徑。
緊接著，我接受了空軍政校第二部協作出版的書稿《新編政治經濟學原理》，不久又接受了第三部、第四部協作出版的書稿。應當說，我搞協作出版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既解決資金問題又出版了一批好書，如《變革思維的科學》是一本很好的哲學書，探索了“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等應用於思維領域所帶來的科學變革I《技術改造經濟學》是國內第一本研究技術改造的經濟理論專著；《建築經濟學》是一本新興的經濟學科專著，在學術界引起較好的反響；《變奏、支點、平衡》是一本以當代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通俗理論讀物，獲得了全國第四屆金鑰匙獎，等等。
但是，協作出版越搞越爛。到後來出現了隻要對方有錢，除了黃書以及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之外的書都能出版的局麵。翻閱自己責編的幾十本書，確有一些是協作出版的產物。它們不僅印刷質最較差，而且書稿內容也十分平淡。其中不乏是些論文集、大專院校的教程或輔導教材、廠史資料，甚至是一些企業或產品的名錄等。更有甚者，一些協作出版著作的選題重複，殊不知重複選題曆來是編書之大忌，然而，在協作出版的熱浪中隻要有利可圖，哪怕可以收進一二十元的管理費，那也會毫不顧忌地打破這一正常的慣例，僅就我們編輯室而言，擺在我麵前的重複品種就有好幾種，如《科學社會主義新編》就有4本，《政治經濟學教程》有4本，《鄉鎮企業會計》也有3本等等。其中大多是經過我這個室主任複審簽發，甚至擔任責任編輯的。事實表明，協作出版盡管能解決出版資金問題，但搞爛了不能不影響圖書的質量。
協作出版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告訴我，出版學術著作必須準備一定的資金，依靠協作出版解決學術著作出版資金困難是值得嚐試的渠道；但若要優化學術著作出版，就必須抓好.選題和圖書質量。否則，即使依靠協作形式解決了出版資金，也不可能出好書。
治理整頓後，新聞出版署嚴格規定了協作出版的範圍。這就迫使我們從另外的途徑去尋求學術著作的資金來源，與此同時，也促使我們更注重圖書的質量，尤其是優化選題的問題。
近年來，我與社裏的編輯在開拓學術著作出版的財源和選題方麵做出了一些努力，摸索出一些經驗。
一、積極地開拓出版學術著作的資金來源。我認識到出版學術著作必須要有資金的基礎，沒有出版資金，出版就猶如“無米之坎”，什麼優化選題，什麼提高圖書質量都無從談起。那麼，怎樣籌措出版財源呢？
第一，利用院內外的出版基金出版學術著作。1989年，我院成立了以已故的老院長黃逸峰命名的出版基金會。這個出版基金會的資金是由我社每年向院部上繳的利潤以及院部從科研經費中提取小部分資金構成的，這樣，每年有幾萬至十幾萬資金用於補貼我社出版的學術著作。這些學術著作的補貼是經各研究所推薦，由專家審定，並經基金會投票表決，最後確定的，至今為止，該基金會已分四批補貼出版了二十多種本院科研人員撰寫的學術著作。其中有由我審讀後推薦的一些博士撰寫的學術專著，如《經濟增長與彙率變動：百年美元彙率史》、《有效供給不足論一對傳統公有製經濟體製的考察》等。
僅僅從院內黃逸峰基金會得到出版資金是不夠的。從院^'尋求出版財源也是我和一些編輯多次向社領導建議的一個方策，比如向上海市委宣傳部馬列著作出版基金的申請資助是一大主要資助渠道。經我推薦或建議申報的並經社裏蓋章同意的著作有好幾種。其中由著名經濟學家尹文敬主筆的《財力經濟學》是國內第一部以財力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專著；由博士杜恂誠副研究員撰著的《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的嶄新的視角考察了中國兩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相互關係，書中附有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近代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由博士張道根副研究員撰寫的《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一相關機製的係統分析》對中國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相關機製進行了係統的考察，對當前的經濟改革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這些優秀的學術著作都得到馬列出版基金的資助。其他資助還有《民族學》等新興學科的著作，也是經我建議申報的，我還擔任了《財力經濟學》等幾部書的責任編輯。
從院內到院外，再向海外尋求財源，也是我社深入開拓出版資金的一個方略，為了適應對外文化開放的形勢，我社還開展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向海外學術團體尋求出版資助，比如，經我複審或接受的《日本的政治製度》、《當代日本法學一人和作品》、《戰後日本實現現代化的經驗》、《戰後日本經濟運行機製》等書得到了日本國際交流的資助，這些書均出自國內研究日本政治、法律和經濟問題的專家之手，都是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術性專著，如果沒有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資助，恐怕這些虧損書多不可能問世，即使像我們這樣的學術性出版社，也隻可能擇其一二本出版，不會像現在那樣形成係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既為這些書的相繼問世做了一件好事，又為自己的國家作了宣傳。
二、與民間學術團體合作，通過共同投資或銷售的方式，解決出版資金。
一些大型的學術辭典類書的出版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小出版社總是感到力不從心，想出版又怕賠不起。當我社接到一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實兩大辭典》書稿時，既覺得選題好，但感到投入風險太大，於是，由我與外貿叢書編委會進行多次磋商，共議解決出版資金的對策。最後商定出由叢書編委會包銷5000冊，按成本定價的方案，結果，如願以償，既收到初版保本、重版盈利的經濟效益，又產生較好的社會效益。此書剛出版就被送往德國圖書博覽會展出；當時的朱鎔基市長還專門題詞祝賀本書出版，並作為出國訪問的禮品書。這部365萬字的大型外貿工具書由我主審，並擔任該書編輯組組長。
除此之外，我所在的第一編輯室與部門經濟所、市宣傳部、基建優化學會、上海市經濟學會等合作，由合作對方出資或共同投資出版了一些大型學術辭典《建築大辭典》、《投資大辭典》、《旅遊經營管理指南》和諸如《外向型經濟知識叢書》等叢書，還出版些經濟改革理論探索的係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