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再論中國大城市死與生(1 / 3)

再論中國大城市死與生

城市問題批判

作者:張鴻雁

摘要:麵對新的全球化和中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語境,特別是麵對當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變遷,以及麵對大城市的人口過度膨脹所帶來的如空氣汙染等一係列問題,大城市如何從傳統的空間與舊有發展模式中走出來,形成中國式“城市文化自覺”的空間體係,這既是一個城市化發展模式問題,也是中國新型城鎮化成功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都市中心區;文化;複興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4)-01-04(9)

新型城鎮化,必須思考中國城鎮化體係結構化的整體性發展與建構,即如何形成以大城市為主導的大中小城市(城鎮)並舉發展的多種類型與模式。在新型城鎮化體係的發展模式中,核心是“化鎮為市”,那麼,大城市作為社會發展動力核心其發展趨勢如何認識,在新型城鎮化戰略中其核心價值是什麼?這是一個必須重新認識的問題,任何形式的城鎮化,沒有大城市的引導和核心作用是不可能健康發展的。小城鎮應該成為大城市體係的結構構成部分,是大都市體係的結構性分枝。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麵對新的全球化和中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語境,特別是麵對當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變遷,以及麵對大城市的人口過度膨脹所帶來的如空氣汙染等一係列問題,大城市如何從傳統的空間與舊有發展模式中走出來,形成中國式“城市文化自覺”的空間體係,這既是一個城市化發展模式問題,也是中國新型城鎮化成功的關鍵所在。

1 新城鎮化視角下的大城市特殊功能與價值

大城市作為一種地域生產結構的集中表現形式,是國家和區域社會生活與生產要素的集聚中心,形成典型的集聚與擴散、集中與分散的極化發展效應,在一般意義上說,大城市具有中小城鎮所不具有的功能與價值。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麵:

1.1 財富與資本高度集聚及資本再生產的功能

大城市財富的集聚原因之一往往是通過相關企業組織、金融機構和富人及企業家個體,通過生產與生活消費活動的有機結合與競爭造成的資源整合集聚而形成的。集中的方式表現的多類型多樣態的,如金融機構在大城市中心區的的集中所形成的商務中心區(CBD)等。相關產業和高端研發機構在某一區位的高度集聚,如各類的開發區和產業集聚區,如北京中關村、南京的珠江路等;還有各個種類的跨國公司、企業總部的集中區等;如西方學者所言:“特大城市正在迅速變成普遍形式,而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是大都市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一切效益好的企業免不了都得與大城市保持密切聯係。”另下,大城市還有龐大的高收入群體集聚消費能力等。同時,這種財富的集中既表現在物化的空間,如不同層次的建築空間形成和實體空間形成的價值體係,特別是那些用貨幣堆砌起來的摩天大樓等,在表現某種財富價值的同時也具有財富象征的意義。另外,大城市的財富集中還表現在其創造財富的總量方麵,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大城市是國家GDP主產區和核心區,是國家競爭力象征和實體,也是國家財富創造的主要源泉。東京的國民經濟總產值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中國的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成都、重慶、廣州、深圳、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和南京等大城市無不是能夠為國家創造巨量財富的城市。在另外一個層麵上看,這些城市都是資本化的城市,也是貨幣資本與流量的高地,包括國際資本流動,也是區域性發展的最活動的地區。這些資本不僅僅來自於土地空間,更多的是來自於大城市的創新功能和資本再生產的功能。簡·雅各布斯認為:“傳統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基礎’資本是土地以及湧入這塊土地的勞動力,但這顯然是錯誤的。如果這一觀念正確,那麼如今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就應該高度工業和城市化的國家出口資本和其他金融服務,而不是相反。另外,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裏,農村地區將可能通過為城市提供稅收補貼的方式,向城市出口資本。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以城市是基礎資本和基礎財富為前提,得出城市中製造出的所有利潤都源於城市土地價值。當然,城市土地極高的價值並不源自土地本身,而是其上集中的勞動。”很顯然,大城市資本、財富和生產過程創造集聚效應使得土地價值增值,並在整體社會高度分工中的科技創新能級和勞動生產率大大高於中小城鎮,從而在資本集聚的過程中必然結構化為城市資本再生產場域,使大城市的財富集聚和資本的再生產性集中形成加速度狀態,正因為如此,大城市自然成為區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創新中心。

1.2 推動社會進步動力的區域“發展極”核心功能

大城市是社會進化的尺度和標誌及象征。原始社會時,人類從茫茫的原野中走出來,走進有圍牆的城市,形成與鄉村的本質對立與區別——典型的社會分工:體力和腦力的分工、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生活資料產業與生產資料產業的分工……在城市裏,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分工成為社會進化顯性尺度。伴隨著城市社會進化型的社會分工越來越複雜和深化,城市成為人們實現理想的實踐地。近代社會以來,每一種行業都在城市的進化中成長、分化為長長的職業階梯,如,工業生產領域從一般工人到藍領工人,到專業技術人員,再到高級工程師、CEO等,而且分化出各種各樣的部門和專業職稱,如財務部門、審計部門、策劃部門、營銷部門、客服部門以及全新的企業物流、網絡管理、跨國家管理等部門。就是人們熟悉的餐飲行業也是一樣,從洗碗工、前台、服務員、傳菜員、大堂管理、服務營銷及後場的不同級別的廚師等,由此可見一斑。應該說幾乎在所有的生活領域、生產領域組織體係中都有鮮明的、長長的不斷演化職業階梯,而且這種新的職業伴隨社會生活與技術的進步,分裂出更多的“職業細胞群”,城市越大分化、裂變出來的行業和“職業細胞”越多,如整容行業、IT行業、檢驗測量行業、金融物流行業以及“創意階級”的出現等,可謂是林林總總,在大城市這種行業、職業的變化處於社會的分工的細分過程中,這也是社會分工的結晶化表現方式,同時也是社會進步本質。不言自明,城市越大,城市分工越細,社會的“異質性”群體就越多,社會的契約型協作關係、競爭關係也就越充分和深刻。這個社會分工裏,專業化的生產為社會的經濟生產的整體高效率創造了前提,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我們僅就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就可以看到,社會進化發展的主體形式如工業化、再工業化、新型工業化、後工業化都是在城市裏發生的,其主體發展區都在大城市裏,我們不得不說,正因為大城市的完全型和永恒深化的社會分工,才能夠讓更多的人成為城市中的生活者和有價值追求者。亦如亞裏斯多德所言:為了生活人們來到城市,為了更好的生活人們留在了城市!社會分工的深化是社會充分就業的前提,而我們知道,在一些中小城鎮裏,因為社會分工不發達,導致就業不充分,城鎮內部分工簡單化,必然形成無業可就的局麵,而其解決之道,就是中小城鎮要獲得健康發展,就必須參與大城市的地域產業分工和社會分工,這是中國城鎮化解決之道的重點之一。

1.3 人力資本集聚高地的功能

大城市作為城市生活的樣板,構成了相對完美的城市生活方式體係,亦如路易斯.沃斯論文題目說的那樣《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大城市作為都市生活方式的完整樣板和載體,引導更多的人來在大城市裏實現夢想,全世界的國際化都市無不是人們向往的地方。大城市比其他中小城鎮發達就是因為社會分工、生活和享受要素相對完備與發達,可以滿足人們生活的各種需要包括理想實現的需要,特別是理想與價值實踐的各種條件的存在是大城市的真正價值所在。“都市生活,或構成城市獨特生活方式的綜合特征,與意味著這些因素的發展和延伸的城市化並不僅限於實體和人口統計意義上的城市地區。當然,在這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裏,它們都得到了充分體現。”由於人生文化價值的實踐、人價值的實現和生活享受的誘惑,大城市必然成為各種人士和各種人才集聚的地方。大城市在其城市結構化的進化中發展成為不同組織體係和要素協同發展的高地,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需求在大城市裏得到了較好的解決,加之城市生活配套和生活方式的充分表達,使更多的人才集中在城市生活和施展才華。另外,從中世紀以來的城市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往往也集聚在大城市區域內,大城市在作為培養人才基地的同時,必然性地成為人才集聚的高地。很明顯的一個外在形式是,中國的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南京、西安、蘭州等大城市,無不是高等教育發達的城市,如僅南京一個城市就有在校學生超過60萬人。同時,大城市也是大企業、大機關、大部隊、大研究所、大學和大型公司總部的集聚地。人力資本的集聚是城市活動的體現,也是城市的真正價值所在。

1.4 城市文化集聚與“城市文化資本”再生產的功能

城市是人類文化的容器,而大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城市,主要是因為大城市本身就是一種地域文化甚至是國家文化創造者、象征地和文化精英集聚地,如中國的北京、上海,一個是京派文化的代表和中心,一個是海派文化的代表和中心。還如紐約、東京、巴黎、倫敦、首爾等無不是區域文化的中心。大城市作為區域文化的中心,往往都有如下幾個特點:大城市本身就是文化創造的載化,很多大城市都具有深厚的曆史底蘊,表現為曆史文脈的延續:有或依山或傍水的特殊自然景觀和自然資源;有突破時空的人文烽火和具曆史意義的景觀體係;有值得傳承的精神財富和文化習俗;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與值得稱道的平凡倫理故事;有地方特有的文化表達方式和文化精品及人物;有“地點精神”意義上的獨有“集體記憶”和生活符號;有典型的活態化的曆史街區與曆史地段;有特定的和不同領域的優秀人才群體和流派;還有區域化的特色飲食文化和居住文化風格以及獨有的語言文化等,……大城市在這些文化要素上往往具有唯一性、地域性、壟斷性和可以進行資本再生產的價值性。比較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不僅僅具有一般城市“文化容器”功能,而且還具有文化要素整合的功能,特別是文化要素創新的功能。如北京的故宮、杭州的靈隱寺、南京中山陵、西安的大雁塔、沈陽的北陵,通過在一定文化場域中的“城市文化資本”再生產的再建構,形成“城市文化資本”升華再生產過程,進而使“城市文化資本”轉化為唯一性的、壟斷型的文化產業經濟模式,如城市獨有旅遊經濟模式、城市獨有創意經濟模式和城市獨有的文化科技經濟模式等,這種情況一般隻有大城市裏才能發生,如北京的“宋莊文化”、“798”;深圳的大芬村、華僑城;上海田子坊、8號橋等,不僅為城市增添的文化軟實力,豐富了城市文化內涵,更主要的為城市增添的文化資本價值。比爾.馬丁和伊萬.撒列尼對還認為:“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資本包含兩個相似的價值:占有和支配,雖然占用和支配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但至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占有’的價值似乎要勝過‘支配’的價值。”[5]作者認為,在布爾迪厄的理論中,“支配的價值是主要的。雖然文化資本允許它的所有者‘占用’文化生產場域的機製,但這是文化支配而不是狹義的‘剝削’。簡要地來說,布迪厄並未嚐試說明經濟剝削來自文化資本所有權。文化資本所有權確保了文化支配,而經濟剝削是由金錢資本所有權來說明的。”這裏所說的是大城市的文化資本具有獨有性,是大城市自身文化創新獲取的,是具有地方性價值的經濟文化要素,具有城市的“支配價值”、“城市所有權”的價值,即這種經濟文化資本是屬於一城市的,是大城市特有的文化場域的結晶,不是一般中小城市簡單模仿就可以形成的。如很多城市都想模仿北京搞一個類似“宋莊文化”的產業園,幾乎都不很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他城市都沒有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內在文化底蘊和人才集聚功能。

1.5 創新係統的整合與發展的功能

大城市一般起著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創新區的功能。為什麼大城市會存在創新體係?曼弗雷德·費爾希等學者在《大都市創新體係——來自歐洲三個都市地區的理論和案例》一書中,明確說明了這個問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大都市區域往往是國家經濟中產業創新增長的主要動力。這些地域往往會使成果得到廣泛的共享,而人們認為這些成果是國家創新體係的成就,它們確實使企業在空間、技術和製度上取得了優勢,它們還向企業提供了特定的資源”。在論述這一問題時,作者也解釋了大都市和一般中小城市相比所具有創新功能的具體原因。我們認為大城市具有創新功能是多因素構成的:(1)大城市有著完整的生活方式、通訊方式和工作方式體係,為個人理想價值實現提供了條件,為人才群的存在提供了條件。(2)大城市是資本的集聚地,是創業者尋求基礎發展的地方。(3)有完整的產業鏈,企業服務外包體係比較完善。(4)大城市研究發能力強,不僅研究機構多,而且對研發有較高的投入;(5)有集中的研究群體和結構性關係。人才群結構複雜並表現為多層次,這個群體在流動與互動中會產生新的價值和思想;(6)大城市有規模型和國際型企業以及相關的企業總部,這些企業本身就有創新能力和創新投入;(7)大城市本身就是與世界聯係的窗口,在汲取外來文化方麵具有優勢,具有文化創新的土壤;(8)大城市的各類網絡活動的發達,並形成技術型網絡和社會型網絡等多種網絡類型,包括智慧型形態的相互競爭與合作,這對大城市社會發展在整體上有促進作用;(9)大城市社會消費水平較高,並有較高的保持度和廣度,能夠為新型的產品提供市場,進而推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提升;(10)大城市的生產型服務業較為發達,作為中型的服務產業,在世界一級城市中,即國際化大都市的體係內,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和相關產值都在80%以上;(11)大城市本身就是的創新產品的需求場和試驗場,世界上最新的產品往往產生大城市的創新區內;(11)大城市是文化交流與時尚的創新地,在文化思想與藝術方麵具有引導潮流和時尚的價值;(12)大城市同時也是新的改革與政策創新的實踐地,如中國的深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