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高鐵開啟對揚州城市發展的影響及意義
城市經濟與社會
作者：劉士林
摘要：交通是現代城市的大動脈，也是城市之間的“主幹大街”，對城市發展具有重大推動作用。古代揚州的興起主要受惠於隋代開鑿、疏浚大運河。鐵路這一現代西方交通工具的東漸則是導致揚州衰微的直接原因。高鐵改變的不僅是落後的交通方式，也是城市本身的形態、結構和功能，這要求揚州各行業、各階層都要有升級換代的物質與心理準備。揚州如何迎接高鐵時代的挑戰，關鍵在於如何使快速發展的交通工程和城市共同體的其他方麵協調好、配合好，文化城市應成為揚州首選的戰略目標。
關鍵詞：揚州；高速鐵路；文化城市；交通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4）-01-48（4）
1 交通影響城市理論與實踐
交通是物質、人口與信息在空間上交換與交流、集聚與傳播的載體和工具。相對於傳統的農業社會和農村地區，交通是現代城市的大動脈，也是城市之間的“主幹大街”，對城市發展具有重大推動作用。以紐約為例，從伊利運河開掘、布魯克林大橋建設到地鐵係統的運行，都極大地刺激了紐約城市的發展。古代揚州也是如此。盡管隋文帝開山陽瀆、隋煬帝開通濟渠時曾“一時徭役殷繁，賈怨百姓”，但另一方麵正如王孝通所說“自是南北之商途暢通，遂開後此千百餘載之富源。”[1]當今世界是城市世界，空間如故，而人口和人類活動卻在海量增長，交通建設的影響也更加重要，如戈特曼所說：“在大都市帶這樣的區域中，提供能夠承載更多交流量的交通工具和設施是必要的，甚至是事關存亡的。”[2]
交通怎樣影響城市？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麵來認識和把握。
在理論上，我們可通過戈特曼的“流動性”理論來了解。地理空間和資源的異質性必然要導致流動的趨勢[3]，而區域發展也依賴於各城市間的資源流動和協助。戈特曼把“流動性”分為兩類：一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流動性。在發達的大都市，不僅容易獲得財富、更好的教育，也由於“從過去承襲下來的條條框框更少”。大都市還可為個體提供自由發展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很容易吸引“其他地區和海外的各類移民”[4]，使城市發展獲得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二是“流動性極大促進了居住場所更新”。人口流動是影響“房屋陳舊和更新過程的基本因素”，由於“搬家非常容易。這也導致中心城市出現許多貧民窟，郊區出現許多新建的房屋，古老的城市中心不斷被更新。這促進了建築產業，房地產投機的擴張，舊城外的空間中出現很多城市化的設施。”[5]其中，戈特曼特意提到“居住的擴張受到交通設施、高速公路、橋梁或地鐵的影響”[6]。這在我國城市化中可得到生動的驗證，如新城新區、鄉鎮新建區，大都分布在各種交通幹道的兩側，在高鐵車站、新建港口的四周，很快就會出現新的居住社區和商務區。原因很簡單，現代化的交通設施，具有以時間換空間、以聯係密切替代資源不足的巨大優勢，在這些地方居住和工作，可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國內外的資源和服務。
從實踐上看，西方自1960年代以來，中國自2000年以來，城市群成為城市化的主流和大趨勢。原因在於：每個城市的資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遺世獨立”，一個城市隻有納入到更廣闊的城市係統，才能實現更好和更快的發展。交通從一開始就是城市群形成的主要動力機製，如當今世界第一大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它的形成就有賴於長約500英裏的美國高速公路U.S.I軸（axis）。這也是我國的城市、城市群和區域規劃首重交通設施建設的根源，所謂半小時都市圈、一小時都市圈及所謂的同城效應等，已成為我國城市群和區域發展的主要目標或基本象征。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城市之間的相互依賴日漸加深，城市群內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層級特征和互補關係日益凸顯，促使不同城市之間需建立更加便捷和大流量的交通設施，這是很多城市之間在有了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後，還要花大力氣建設城際鐵路、城際地鐵、磁懸浮列車的主要原因。這個道理也很簡單，不僅過去，直到今天，貧窮、落後、愚昧總是和交通不便、地處偏遠聯係在一起，“要想富先修路”、“要想更富，就要更快”，不僅是傳統鄉村，也是當今城市重要的生存和競爭法則。
2 鐵路與揚州興衰的二重奏
從曆史上看，揚州是一個和交通工程關係特別密切的城市。其中，既有因大興交通帶來的大發展，也有因交通載體變化而帶來的大衰落。
古代揚州的興起主要受惠於隋代開鑿、疏浚大運河。盡管曆史學者普遍認為，開鑿大運河主要是出於軍事目的。如傅崇蘭指出，隋文帝開山陽瀆是為了滅陳，而隋煬帝開永濟渠則是為了運送攻打高麗的兵馬輜重。事實也是如此，開通山陽瀆的第三年隋文帝就滅掉了南陳。而隋煬帝則多次通過大運河把軍需和軍隊運到征討高麗的大本營涿郡。但大運河本身也是古代南北交通的“主幹道”，所以對揚州城市的影響絕不限於此，而是整體性的和全麵的。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城市地位提升：“揚州常節製淮南十一郡之地，予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五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其下，舟車南北，日夜灌輸京師者，據天下之七。”（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卷七二《職方典》）二是城市商業繁榮。“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劉煦：《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秦彥傳》）“揚州在唐代以鹽政及漕運之關係，加以運河開通，扼南北交通之咽喉，為其時之一大商業都會，俗好商賈，不事農業。”[7]三是城市規模擴張。沈括《夢溪補筆談》卷三記載，“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裏一百一十步，東西七裏十三步”。其規模在當時僅次於都城長安和洛陽。大業年間，隋煬帝“把江都城北迤西數十裏辟為禁苑，包括西漢吳王的釣台、劉宋徐湛之的園林及戲馬台、鳳凰樓等，一直延續到甘泉山。一路水光山色，樓台殿閣，相互輝映，苑中搜羅有眾多的奇花、異草、珍禽、寶獸。”[8]四是城市文化發達。揚州作為當時的商業大都市，消費文化十分發達，“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李昉：《太平廣記》卷290）同時也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繁榮。隋煬帝三下江都，“從長安帶來了大量的圖書典籍，倡導學術、文學活動。博學多才之士潘徽、諸葛穎、虞世基等齊聚江都。”[9]五是國際化水平高。唐代揚州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海港，在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考爾大貝所著的《道程及郡國誌》中，揚州與交、廣、泉三州並稱為東方四大港口。商船或從揚州起航橫渡東海抵日本奄美大島、屋久大島、種子大島，或東出長江口經明州、廣州與大食、波斯等西亞各國通商。“舳艫萬艘，溢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眾船相軋。”據史料記載，“大食、波斯、胡人之流寓此間者極眾”[10]，甚至建有“波斯邸”，至今江都仍有“波斯莊”等地名。“（田）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劉煦《舊唐書·鄧景山傳》）上述情形盡管悲慘，但也證明當時旅居揚州的外國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