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說過，現代性本身就根植於“物的依賴”社會形態，而資本邏輯則是這一社會形態的主宰者，也就是它的製度基礎。所以，一旦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資本——雇傭勞動”在全球化進程中橫行無阻的經濟製度遭到徹底瓦解的話，那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們現代都市人普遍患上的那些文化病症雖然不會自行痊愈，但至少也具備了趨於康複的社會條件，這也正應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歐洲四大思想家”之一的英國哲學家吉登斯對於“現代性”的理解：“我是在很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現代性’這個術語的。它首先意指在後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曆史性影響的行為製度與模式。”
然而，隨著絕大部分具有前蘇聯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的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相繼崩潰，以《曆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的作者福山為代表的一些“高度近視”的西方學者在歡呼雀躍的同時，也將下麵這一議題擺上了議事日程：既然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已經是人類曆史的終結，那麼“現代性”的種種文化病症是不是完全可以通過西方民主選舉對於政府政策的強大幹預力來進行修複和完善呢？
聽上去很靠譜，但是實際上，隻要你看過《肖申克的救贖》和《飛越瘋人院》這兩部經典電影的話，就會恍然大悟：“西方民主拯救現代性”的構想基本上等同於放棄治療。
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肖申克在監獄裏度過半個世紀以後，年過七旬的監獄圖書館管理員布魯克斯被釋放，由於監獄裏那種嚴酷的製度規範已經完全嵌入了布魯克斯的靈魂深處，他根本無法適應監獄圍牆之外的躁動喧囂的社會環境，最終他隻得絕望地選擇自殺。而在《飛越瘋人院》中，當精神正常的主人公麥克墨菲對精神病院裏的護士長拉齊德提出通過電視收看棒球比賽的請求時，反對大家看電視的拉齊德倡議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來解決這一爭端，結果是：大多數神誌雖然清醒卻早已被精神病院裏沉悶空氣所製度化的病人們都拒絕支持麥克墨菲這一再合理不過的請求。顯然，這兩部電影在上述情節中都表達出了一個共同的思想主題，這就是《正義論》的作者、在中青年時代曾經是“福利資本主義製度”的“鐵杆粉絲”的美國著名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在其晚年的反省之作《政治自由主義》中所發出的那句肺腑之言：“社會的製度形式影響著社會成員，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想要成為的那種個人。”
PS：
在此，為大家腦補一下關於青年羅爾斯在《正義論》這部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代表作的理論架構及其所受到的來自古典自由主義者與社群主義者的批評。
在對於製度正義的考量上，羅爾斯認為：隻有首先排除掉那些不可通約的個體差異，才有可能推導出某種普遍的正義原則。於是，他假設所有社會成員都處於不知道自己特定的階級地位、經濟水平、文化背景、價值取向的“無知之幕”中，隻剩下對於“基本善”——對於權利、自由、財富等價值的需要。然後，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他所提出的“兩大正義原則”就是最佳的製度原則。“第一個原則：對每個人對於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係相容的類似自由體係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個人的利益，並且依係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
而“第一原則”又被羅爾斯稱為“效率原則”，第二原則又被羅爾斯稱之為“差別原則”。在羅爾斯看來，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經濟體製能夠滿足效率原則，但僅僅憑借“效率原則”也並不能實現製度正義，因為每位社會成員的天賦能力各不相同，任其發展會帶來資源分配上的兩極分化，而“差別原則”恰恰是對於這一缺陷的有效彌補。即隻有當市場經濟所造成的不平等建立在這樣一種條件之上才是合理的——對於處於不利地位的弱勢者來說，他所能獲得的經濟及其他資源比他在資源分配完全平等的社會製度中要多。換言之，隻有當被資本家剝削的工人比處於“大鍋飯”的計劃經濟體製中他的同行能夠掙到更多工資的時候，這種剝削才是合理的。顯然，為實現這樣一個正義製度，政府必須實行一種高稅收、高福利的分配政策。
而作為“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20世紀代言人的諾奇克，則對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提出了批評，特別是正義原則的第二條“差別原則”引起了諾奇克的強烈反感。諾奇克在其代表作《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認為，“差別原則”實際上是在鼓勵政府進行“劫富濟貧”式的強權政治，這種侵犯私有財產權的行為本身就是不正義的。他還舉了一個例子來諷刺羅爾斯所倡導的“差別原則”：假如有一個女人因為看中了“我”天生的帥氣外表而拒絕了另一位和“我”幾乎同時向她表白卻相貌平平的求婚者，如果按照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我”作為在“愛情資源分配”上的既得利益者是不是隻有先幫助那位處於不利地位的弱勢者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我”才能心安理得地和接受我求婚的女人結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