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金錢渴欲充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眾所周知、同時也更為要命的是，這個沒有錢的窮作家沉溺於賭博長達整整十年。
“……我急於盡快地、拚命地盡可能多贏一些，想在一天之內達到目的。於是我就沉不住氣了，激動起來，常常冒險、惱怒，毫無盤算便下賭注，結果輸得精光……”正是這個“輸得精光”，將陀思妥耶夫斯基逼人更為窘迫的境地，乃至他在給妻子的信中也充滿了絕望與哀號，“安尼婭，最後一次救救我吧，給我寄三十個銀馬克……”這些觸目驚心的話即使在今天來讀，也能讓人感受到寫下這些信件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在金錢麵前苦苦掙紮。甚至，他掙紮的力度遠遠大過於巴爾紮克。因為後者總是有為其當情人的貴婦提供躲避債務的住處和生活。盡管巴爾紮克發誓——事實上也是——要像“牛一樣工作”，以便還清每一文欠債，但他很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被金錢逼到“我可以跪在你的腳下，吻你的腳”的地步。
更讓人詫異的是，陀恩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於1846年出版後，就已然一鳴驚人地在文壇占據了一席之地。他未來的唯一文壇對手托爾斯泰要在六年後才發表處女作《我童年的故事》
（後更名為《童年》），但托爾斯泰的處女作一經問世，便一路勢如破竹，毫無阻礙地抵及名利雙收的文壇頂峰。陀思妥耶夫斯基遠沒這樣的幸運，他成名雖早，但不久後的流放和苦役之災卻延續了差不多整整十年。盡管出獄後的作家很快就以新的作品重新贏得屬己的文壇地位，但寫作的稿費之低，還是忍不住讓陀恩妥耶夫斯基不無怨氣地在書信中直接發泄，“……岡察洛夫的一部長篇小說（我認為很差的小說）稿費有七千盧布；卡特科夫親自付給屠格涅夫《貴族之家》（我總算讀完了。非常之好）的稿費四千盧布，即四百盧布一個印張，而我隻要求他給我一百盧布·個印張……為什麼我這個窮作家隻能拿一百盧布一個印張，而擁有二千農奴的屠格涅夫則得到四百盧布呢？”但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多麼大的怨氣，這種狀態卻一直持續著，哪怕在寫下這段文字十年之後的1868年，他發表蜚聲世界文壇的長篇小說《白癡》，其厚度是《貴族之家》的四倍，但所能指望的稿費也不過五千盧布。雖然在這之前，《罪與罰》的巨大成功為發表它的《俄國導報》帶來了五百名新增訂戶，但也沒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費得到相應提高。而那些作品質量和作者聲望都遠遜於他的作家——譬如皮謝姆斯基，很早就能拿到二百或二百五十盧布一個印張的稿費。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能有這樣的稿費“就可以生活了，並且可以不慌不忙地工作”。但終其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沒有能做到這點。不論他達到什麼樣的聲望，甚至在他聲名終達顯赫的晚年，關於金錢，仍然隻能苦澀地告訴妻子，“我們暫時隻能一個戈比一個戈比地積蓄，以後能否一個盧布一個盧布地積蓄呢？”。這句話寫於1876年，距他發表《窮人》恰好三十年。換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壇不折不扣地奮鬥了三十年之後，仍然一貧如洗。比較巴爾紮克，他更有理由對金錢感到憎惡和渴求。如果他在作品中同樣去發泄這種情感，就其藝術才力而言，無疑將比肩甚至超過巴爾紮克所達到的高度，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沒有這樣去做。即使寫到金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始終沒有使用巴爾紮克那樣無法按捺的控訴筆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