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全（中山大學哲學係）
2010年是庚辛年，有一篇在黃帝故裏拜祖大典上宣讀的“拜祖文”，講中華文明與黃帝功德是“譬如積薪，後來居上”，還說道：“天下為公，民本為上，民主科學，世代向往，民生民權，民富民強，公平正義，共建共享。”這裏說的似是對當今公平正義社會的定位。事實上，傳統儒學已經提出“天下為公，民本為上”，並力圖實現這種治國理念，可以說它正是先秦儒家“務為治”的價值觀。民主、民權在古代階級社會自然難以顯現，所以說是後來居上，要到近現代才能提上日程。傳統儒學又隨著世代的發展有所變化，中間也有起伏和回流，本文試就這個問題做初步的探索。
一
“天下為公”出自《禮記·禮運》。《禮記·禮運》有兩段論述，前者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後者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這是公天下與家天下的區別。小康之世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標誌，那就是夏、商、周三代；在此之前的大同之世，則是儒家所推崇的堯、舜時代。從現代曆史分期的觀點看，大同之世處於原始社會階段，還沒有形成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還沒有建立國家的各種製度，也沒有私有財產，與小康社會的對比十分明顯。
在大同社會裏，作為管理社會的領導班子“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堯、舜就是公選出來的仁德之君，傳賢不傳子。家天下始於禹傳子不傳賢，三代之君“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並且“大人世及以為禮”，建立起父傳子繼或兄終弟及的政治世襲製度。大同社會沒有私有財產，所以“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大家勞動生產，各盡所能，所得產品不是歸個人，而是根據公眾的需要進行分配，“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由於生活上得到滿足，人人各得其所，就不會有搶劫、盜竊的事情發生，“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賊亂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沒有任何治安問題。《禮記·禮運》的這種描述，就是實現了公平正義的大同世界。
進入家天下的三代以後，先秦儒家對大同社會這種符合公平正義價值觀的治國理念充滿著向往。用《禮記·禮運》中孔子的話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之未逮也，而有誌焉。”曆史不能逆轉，時代不能再回複到堯、舜的公天下。家天下的三代則推行禮治，“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義，示民有常”。這種重信義的社會，對於公平正義價值理念的推廣，並非一無是處。所以，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相結合，是孔、孟、荀實現公平正義價值理念的治國方術，也是先秦儒家推行賢人政治的不二途徑。問題在於，實現公平正義價值理念的成效又如何呢？
二
要管好一個社會，讓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落到實處，本應有個前提，即社會群體各成員之間的地位相對平等，就是今天說的民主和民權。古代進入家天下以後，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等級分明，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難以落到實處。儒家為解決這個難題，在《大學》中推出從內聖到外王的治國途徑。其作用正如朱熹所說：“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
儒家重視修身，因為修身就是立人，經過自己的道德修養，可以成為一個急公好義、正直誠信的人。這種人去辦事，就能夠做到公正無私。同時，道德修養麵前，人人平等，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沒有尊卑貴賤之分，這對社會等級矛盾也會起到一定的平衡緩解作用。
修身本是人治，所以執政者要以身作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孔子還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以上三段語錄說的是同一個意思。
由於推行的是人治，執政者需要的是賢德正直之人。孔子提出“舉賢才”（《論語·子路》），認為“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往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用賢良正直的人辦事，才能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才會得到人民的認可；相反，用搞歪門邪道的人辦事，當然會受到人民群眾的反對。
儒家的人治追求以德服人，所以孔子認為，辦理政務，君子一旦作出榜樣，平民百姓就會跟隨，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孔子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用行政命令和刑法來治理，老百姓雖然不敢做壞事，但不懂得做壞事是可恥的；用道德教化和禮義來約束，老百姓就會有羞恥之心，有望恢複到“盜竊亂賊而不作”的大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