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得說回來，在有尊卑貴賤的等級社會中，如果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隻靠空洞的道德說教，要想真正實現“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的大同社會是不可能的，因此，還要解決人民的物質生活問題。孔子曾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其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子貢問道：“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如何？可謂仁乎？”孔子答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物質性生活資料貧乏，要想博施濟眾，像堯舜那樣的首領也難辦到。可是，孔子又認為“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當政者應該擔心的不是社會財富少而是分配不均勻，不是人民貧窮而是社會秩序不安定。財富公平分配，人民就不會感到貧窮；社會和諧安定，統治者就不會有危險。
要管好國家，爭取民心，安定社會，就要公平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使人民生活得到保障，這也是先秦儒家用公平正義價值理念來治國的突出體現。孔子之後，孟子更是發揮了有“恒產”才有“恒心”的觀點，統治者要想取得持久穩定的民心，就要有固定的產業來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孟子提出的“製民之產”，就是要“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黎民不饑不寒”，老百姓“養生喪死無憾”，是實現“王道”政治的物質基礎（《孟子·梁惠王上》）。“製民之產”的價值理念，與《禮記·禮運》說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可以產生出相同的社會效應。在“家天下”的曆史條件下，孔孟用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來關注民生，要求統治者行天下之大公，公平公正地解決各類人群的生活保障，這種主觀意圖是可取的。可是博施濟眾，製民之產，以求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得到具體實施，其實在先秦之世根本無法落實。
三
儒家推行人治，要落實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的治國理念，就要有個堯舜之君。孔子稱讚堯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上天是最廣大公平的，而堯當上君主後能法天道，對人民廣施德澤，受到的敬仰無法形容。但是，像堯那樣的聖君，現實社會中是難以找到的。
孔子周遊列國，各路諸侯沒有一個是有道明君。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隻關心“有以利吾國”，就是尋求統治者的利益。孟子批評他與民爭利，勸他以仁義即以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愛利人民，使“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知有也”。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這種狀況，後來似也難以改變。
儒家有個觀點，即仁德之君不是天生的，但經過修身即自身的道德修養是可以做到的。因此，“致君為堯舜”成為儒者的使命。杜甫詩中說過“致君為堯舜”，但沒有機會來行事，朱熹則有親身經曆。事緣當時宋寧宗趙擴新君初政，欲“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而朱熹是當代大儒，被召煥章閣待製兼侍講，為皇帝講授經書。朱熹覺得“帝王師”就是要用正心誠意之學以正君心，於是要求趙擴“常存在心，不使忘失”，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返而思之”（《朱文公文集·經筵講義》）。
趙擴初時的反應還不錯，並褒揚朱熹“講明大學之道，庶幾於治，深慰於懷”。朱熹誤認為匡正君心已見成效，因而說道：“願推之以見於實行，不患不為堯舜之君也。”（《兩朝綱目備要》）可是趙擴這個人表裏不一，表麵上認同朱熹講明大學之道，實際上不經“公議”而“獨斷”，任用近習小人。朱熹批之以“非為治之本”，即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治國體製。趙擴對這種批評不但不接受，反而以朱熹年老、天氣寒冷為借口，將這個任職才四十六日的“帝王師”打發回家了。
儒家重人治，德治為先，利民為本，期望統治者通過正心、誠意、修身成為堯舜之君，走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功之路。建國初年，我在故宮大殿見過一副對聯：“表正萬邦，慎厥修身思永；宏敷五典，無輕民事惟艱。”儒家主張用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治國，修身、利民是對統治者的基本要求。這副對聯作為皇帝行事的座右銘，從中可見儒家治國理念似是在封建王朝產生了積極的效應。
可是，中國曆史上出了那麼多時君世主，又有多少按照儒家這一套來立身行事呢？汲黯批評漢武帝尊儒，“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漢書·汲黯傳》）這樣表裏不一，當然難以成為堯舜之君。趙擴讚揚朱熹講明的大學治國之道，無非想表明自己是個尊師重道的有道明君，但他根本無意實行，不過借以騙取民心罷了！故宮大殿的對聯，恐怕也隻是作為裝飾品，騙人的成分居多。儒家公平正義的治國之道，是實是虛，是真是假，又讓人難以捉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