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家重人治，修身為本，以求“致君堯舜上”來實現公平正義的治國之道，但曆史事實證明，從雙重效應的角度看，這種治國之道還是虛假多、真實少。要想實現儒家公平正義的治國之道，寄希望於統治者的道德自律，其實是達不到期望的。
政治體製從“公天下”轉變到“家天下”，人君的權力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黃宗羲看得比較清楚，他認為公天下的時代，“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家天下之後，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皆歸於己”，“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明夷待訪錄·原君》）。自是天下盡是“逐利”之君，儒家立德為先、利民為本的治國之道難以實現。
中國封建專製社會的發展，漢唐是上升時期，到宋明由成熟而逐漸走向下坡路。明清之際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黃宗羲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萌生出初步的民主啟蒙思想。他一方麵批判專製君權，公然宣稱“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並譴責那些“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另一方麵直截了當地指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故我之出仕也，為天下，而非為君也；為萬民，而非為一姓也。”在黃宗羲看來，君、臣共負“為天下”之責，所以，“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這是對先秦孔孟君臣對等思想的繼承和發揮，如以“師友”自居，更是基於平等的地位。
為抑製絕對君權，黃宗羲主張提高宰相的地位，建立“每日偏殿議政製度”：對進呈奏章，天子要與各大臣“同議可否”，然後“天子批紅”，批不完的“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再不用呈給皇帝（《明夷待訪錄·置相》）。他還主張把培育人才的學校變成監察朝政的輿論陣地，做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明夷待訪錄·學校》）這是要把學校變成類似近世的代議機關了。至於國家法製，黃宗羲認為三代以上行的是“天下之法”，是為天下人興利去害；後來人君行的是“一家之法”，為的是保其一家“利欲之私”。因此，他主張恢複為天下的“先王之法”，即使後世的君主“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明夷待訪錄·原法》）。這是對原來儒家純任人治的修正，也可以說是君主立憲製萌芽思想的反映。
基於先秦儒家重人治帶來的雙重效應，後世人君能以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治國，做到立德為先、利民為本者少；而以修身、利民為裝飾，實際行事卻專權奪利、驕奢逸樂而為害天下者多。後世儒者看君主與臣民的關係，沒有發揚孔孟講君臣對等和民重君輕的思想，相反更加維護封建綱常名分而淆亂是非。如朱熹在奏書中公然主張，審理獄訟要先講尊卑上下名分，然後管是非曲直，“凡以下犯上，以卑淩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朱文公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試問以此治國，有何公平正義可言？這是一股思想回流。黃宗羲則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批判專製君權並提議加以限製，初步滲入了民主、民權的思想因素，承傳並發展了孔孟儒家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成為清末譚、康、梁等人推行維新變法的思想先導。
五
最後談一下孫中山。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題詞為人所熟知，表示出他對中國古代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向往，但並非思想倒退，而是要實現更高的目標。儒家重人治帶來的雙重效應是負麵多於正麵，專製君主不可能成為堯舜之君，用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來治理國家也難以實現。黃宗羲提出“有治法然後有治人”，主張立公法以抑製君權，具有近代民主、民權思想的萌芽。孫中山沿著這個思路，以實際行動參與推翻了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專製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民主共和國家。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締造的“三民主義”，民權、民生並重。國民黨黨歌的歌詞開頭幾句說：“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孫中山想用三民主義作思想指導，從建立民國進而達到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可是後來國民黨黨徒隻會爭權奪利，誰關心什麼公平正義，天下為公隻能成為中山先生的遺願了。
綜上所述，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對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期望，是其共識。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特別是由於儒家重人治的雙重效應，這種理想願景過去從未變成現實。今天，我們繼承這一優秀思想文化遺產，目的就在於進一步促進公平正義社會的實現。“譬如積薪，後來居上”，我們在“天下為公，民本為上，民主科學，世代向往，民生民權，民富民強，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道路上，將會比古人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