戢鬥勇（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編輯部）
社會經濟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必然有波折甚至驚濤駭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由華爾街引發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嘯，中國能夠有效地防範和抵禦經濟危機，緩解其危害，並成為全球經濟穩定的平衡器和增長的發動機，引起了世人的關注。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有著深厚的儒家文化基礎。從文化的根源來分析，其原因就在於儒家文化尤其是其經濟合理主義，為解救全球性經濟危機提供了藥方和出路。
一、亞洲金融危機的緩解與儒家文化的作用
1997年，東南亞國家爆發了金融危機，並迅速地蔓延到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對世界經濟局勢也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在對這場亞洲金融危機的反思時，不少人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所謂“亞洲模式”上，即認為過去人們所樂道的儒家倫理模式，已經被金融風暴震撼得轟然倒地，有的甚至直接提出亞洲模式破產論。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曾撰文戢鬥勇：《儒家倫理破產論的檢討》，《社會科學報》1999年8月26日。認為，對於儒家思想與亞洲金融危機的關係，應當辯證地、實事求是地、具體地分析和對待。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崛起，就把皇冠套在儒家倫理模式的頭上；當亞洲金融危機一出現，又把責任歸咎於儒家倫理模式的做法，都是簡單、片麵和粗暴的。
1．儒家文化的缺陷與亞洲金融危機
麵對東南亞金融危機，一些西方人士發出了對“亞洲模式”的質疑。的確，我們應當看到，儒家傳統中確實存在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如果說，儒家文化是亞洲“儒教文化圈”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思想、倫理和文化的內在動因之一的話，那麼，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它對亞洲地區的傳染性破壞，無疑也應當從儒家思想的不足中尋找內在的根源。
例如，儒家“官本位”的文化傳統，影響到現代亞洲經濟中政府、行政對經濟的控製和幹預十分明顯，容易造成決策的失誤和不良的貸款投資，特別是政府官員中的腐敗現象，更加劇了金融危機的出現。日本神奈川大學一位教授說：“1997年夏天，所謂亞洲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對亞洲經濟的看法一下子變樣了。有的西方專家把亞洲各國的經濟誹謗為‘親人資本主義’（GronyCapitalism），這個定義的意思是亞洲的政治界和經濟界人士都太重視親戚關係，有權有錢的人往往對有親戚關係的人給予優惠，造成經濟活動的不公正”，“如果‘儒家資本主義’反映亞洲經濟的迅速發展的話，‘親人資本主義’就指出亞洲經濟的弱點。”（[日]田畑光永：《儒教與亞洲經濟發展》，《儒商與二十一世紀》，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360頁。）
從曆史上看，中國商人有“官商互濟”的傳統，在現代，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問題、改造家族製企業問題等，同樣是長期困擾亞洲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經濟的重要問題。經濟的民主化進程滯後於經濟的發展，應當從儒家經濟文化的傳統中尋找原因，以找出解決問題的答案。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應當也是與這一文化傳統作祟不無關係。這些國家和地區是當今世界傳媒最為關注的政治與經濟醜聞最多、社會問題複雜而嚴重的焦點，除了新加坡、香港社會政治較清明外，其餘國家和地區尤其是韓、日、菲、印以及台灣地區，其社會陰暗、政治腐敗為世界矚目。官商勾結、政府揮霍、社會腐敗，導致製度成本無節製上升，政府靠透支未來維持現時局麵，財閥企業靠賄賂官員獲得利益，經濟繁榮是表象，實質是泡沫堆積。例如韓國就被稱為“黑金政治當道，特權經濟盛行，紅包文化泛濫，貪汙賄賂成風”的國家，總統受賄、王子貪贓案不斷地被揭露，以至於世界銀行在1992年的年度報告中不得不把韓國從“四小龍”隊伍中剔了出去。
再如，除了所謂的“親人資本主義”外，儒家思想中急功近利的實用性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往往容易造成經濟的短視和“泡沫經濟”，一窩蜂地投資房地產，大搞開發區，醉心於股票投機。而一當投資得不到過高的預期回報，又迅速地撤走資金，造成經濟大起大落的波動。例如泰國，由於房地產的投機項目收益高，因而投注了太多資金，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國內外的投資者在泰國房地產領域共投資2300億法郎，形成經濟泡沫。同時，國家對信貸控製過於鬆散，金融部門監管乏力，沒有意識到投資過熱可能帶來的惡果。據估計，在泰國房地產貸款中，由於房價攀升，供過於求，致使40％的國內貸款成為呆賬，在國際市場上，大約有700億法郎的貸款無法償還。房地產的泡沫，造成銀行和財務公司資金周轉困難，形成支付危機，並直接引起全國性的金融危機。
由此可見，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敲響了警鍾：對儒家傳統絕不能生吞活剝、毫無批判地繼承和吸收，而應當采取科學審慎的態度，對儒家思想包括儒家經濟倫理中的不適合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部分，特別是其中包含的封建毒素，應當引起高度的重視，給予徹底的清除。
2．儒家文化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出路
東南亞發生並波及亞洲的金融危機不僅沒有宣告儒家倫理模式的破產，相反，亞洲金融危機的緩解，得益於儒家文化的優勢，儒家文化為解救金融危機提供了出路。
一方麵，從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來看，客觀地說，東亞、東南亞國家的文化已經是“多元化”的，即便是從思想上找根源，造成金融危機的也不一定是儒家傳統，換句話說，可能恰恰是違背了儒家經濟理性的“合理性”。例如，開放無序，對外依賴程度高，正是違反了儒家獨立自主的原則。泰國中央銀行的外彙儲備隻有330億美元，而到期外債就已高達900億美元。再如，追趕型的經濟，以及開放無序，泰國一夜之間就宣告實行外彙自由兌換等等，就是違反了儒家穩進的經濟發展狀態原則。政府對經濟的過分幹預且從中滋生的官員腐敗，加劇了決策失誤和不良投資，就是違反了儒家廉潔的經濟品格。內部貧富分化進一步發展，社會差距、兩極分化擴大，社會結構失衡，就是違反了儒家社會和諧、共同富裕的原則。可以說，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正是由於儒家文化特別是儒家經濟倫理的精華沒有學到家，出現問題是不能賴在所謂“亞洲模式”尤其是儒家文化頭上的。以儒家文化起家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偏離了儒家經濟倫理精華的正確軌道，怎麼避免得了金融危機或其它什麼危機的發生呢？
另一方麵，從金融危機的危害程度和解除金融危機，使經濟從困境中複蘇的措施來看，儒家文化仍然是解救危機的良方。如果說，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正是由於沒有遵循儒家經濟倫理精華，那麼，消除金融危機，就應當以儒家經濟倫理精華為治病的藥方。亞洲經濟危機雖然波及了整個東亞國家和地區，使之無一能予幸免，但是，相對地來說，受直接損失最少的首先是中國內地，然後是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香港在金融危機中的損失，相比起東南亞國家要小，港幣彙率穩定，對待炒家的策略應付自如，進退適度。新加坡在金融危機後經濟複蘇最快。韓國經濟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曾一度瀕臨破產。令人驚奇的是，不過短短的幾年，就已經走出陰影，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