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一五”規劃2010年度課題：《文化民族性研究的知識譜係建構》的階段成果，課題編號：10B02。解麗霞、俞宗華（華南理工大學哲學研究所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
現在的儒學研究以“儒學複興”為主題，可以說進入了“後儒學時期”，各種複興儒學的策略以“現代”樣態紛紛出場。2004年7月，“貴陽儒學會講”或稱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峰會”經過15年的醞釀、發展，以“大陸新儒家學派”的姿態集體亮相，這一事件無疑引起了國內外思想界的關注，由此，2004年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年”。在蔣慶的“政治儒學”、盛洪的“經濟儒學”、康曉光的“製度儒學”、梁治平的“法製儒學”、陳明的“文化儒學”這一提法是學術界對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主張的一種標簽式概括，參見《文化儒學：思辨與論辯》（陳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頁）。
之外，黃玉順的“生活儒學”經過上個世紀末、新世紀初的思考、凝練，也於2004年5月在一次網上的討論中正式提出這一說法是依據黃玉順自選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的“前言”部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網上的那次討論是圍繞《“文化保守主義”評議——回複陳明的一封電子郵件》一文進行的。。“生活儒學”的建構在借用現象學方法的基礎上，圍繞著“破解——回歸——構造”的理路，向我們敞開了“生活儒學”的基本理念、建構目的、建構方式，努力為儒學複興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但我們發現，這種建構似乎更多的是“現象學”的麵相，缺乏“儒學”的基本維度；建構還是“在路上”，依然是理論的前期設想，尚未達至真正的“生活——儒學”的境界；“生活”還是在“先驗”的“不可言說”的層麵，一旦落實到“生活什麼都是”的界麵，複興後的“儒學”是什麼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一、“生活儒學”及其建構
“生活儒學”的提法或者說理念，其實已不是黃玉順教授的“個體性概念”，現象學方法在“中西互釋”依然盛行的情境中，“回歸生活世界”作為它的代名詞逐漸在各個人文學科成為新的研究方向，在中國哲學界同樣如此，這一方法論趨勢與尋求儒學複興新路途的“一拍即合”，使得“生活儒學”成為一些學者的共同“謀劃”在黃玉順的《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生活儒學”問答》中，他指出：“這些年來，中國台灣的龔鵬程、林安梧先生也有‘生活儒學’的提法；此外，中國內地的個別學者也有‘生活儒學’的提法。但他們與我的‘生活儒學’觀念是大不相同的。但無論如何，這表明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已經成為了當前的儒學複興的一種基本趨向。”（《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雖然目前“生活儒學”都還是一種“在途中”的策劃與研究，但黃教授的“生活儒學”更彰顯了其在與現象學溝通中力圖堅持的“非中非西”的獨特性。為什麼提出“生活儒學”？“生活儒學”是什麼？如何建構“生活儒學”？這三個問題構成了黃教授“生活儒學”建構的全麵圖景。
“生活儒學”的提出，有時代的語境。這個語境，“就是當前的儒學複興運動”，“儒學複興運動所麵臨的語境，可以區分為兩個方麵：一方麵是觀念的語境，另一方麵是現實的語境。就觀念語境看，在深層觀念上，儒學的複興麵對著當代哲學或者當代思想，主要是後現代主義和海德格爾現象學的觀念。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應對的，否則就談不上儒學的複興（這是我所持有的一個基本的信念：‘儒學’的複興，雖然並不等於、但無疑首先是儒家‘哲學’的重建）。但是，這種觀念的語境有其現實生活的淵源，觀念本身也歸屬於生活。因此，儒學的複興，首先麵對著現實的語境。這種現實語境，就是我們身處其中的當代生活樣式本身。”黃玉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頁。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黃教授又指出：“之所以提出‘生活儒學’的觀念，是源於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具體而言，是對如下三個前提性問題的關注：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弘揚儒學？怎樣弘揚儒學？在弘揚儒學時應該警惕哪些傾向？”黃玉順：《“生活儒學”以及公民道德問題》，《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在時代和思想的雙重“逼視”與“拷問”下，“生活儒學”由此出場。
什麼是“生活儒學”？“通俗地說，‘生活儒學’就是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所謂‘麵向生活’，就是：我們的一切一切，無不源於生活、歸於生活。所以，儒學的重建必須以生活為本源。這是孔子當初創建儒學的夫子之道，也是我們今日重建儒學的必由之路。”黃玉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頁。“生活儒學”如此“簡單通俗”，而且這種方式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任何一種理論、科學都是“源於生活”的，問題在於“如何高於生活”，這才是儒學複興的個中關鍵。
如果把這個問題的解決首先確定為方法的選擇、思路的厘清，“生活儒學”還是選擇了“形而上學”方式，“生活儒學在整體的致思進路上，是在與現象學——胡塞爾、舍勒，尤其是海德格爾的平等對話中展開的。這種對話既非‘以西說中’，也非‘以中說西’，因為按照生活儒學的想法，任何現成地擺在那裏的‘中’（如所謂中國哲學）或者‘西’（如所謂西方哲學）都是子虛烏有的東西。這種對話實質上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的展開，亦即生活本身的一種顯示形態。”黃玉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頁。“生活儒學”的重建為什麼會選擇“現象學”作為參照，“當代哲學主流是現象學運動，我們別無選擇；中西哲學比較，是讓儒學與現象學在當下的‘交往’中展開對話。”黃玉順：《複歸生活重建儒學——儒學與現象學比較研究綱領》，《人文雜誌》，2005年第6期。在似乎必須緊跟思想潮流和站在中西哲學比較的立場，黃教授試圖借用現象學的論證框架來構建“亦古亦今”的“生活儒學”。
“生活儒學”的建構依照的是現象學方法，在黃教授看來，現象學方法可以具體化為三步：解構→還原→重建。黃玉順的這一看法並不是自己的創見，而是如他所說：關於現象學是“解構→還原→重建”，我參照了孫周興的一種說法：“海氏認為，現象學乃是存在論的方法，這種現象學方法有三個基本環節：‘現象學的還原’、‘現象學的建構’、‘現象學的解構’。”（參見《複歸生活重建儒學——儒學與現象學比較研究綱領》，《人文雜誌》，2005年第6期）。與此相應，“生活儒學”的總體致思進路分為三大步驟：破解——回歸——構造，通過破解傳統儒學，而回歸作為大本大源的生活本身（這裏，生活本身並不以“此在”、人的主體性為前提）；並在作為源頭活水的生活感悟的地基上，重新構造儒家形而上學。黃玉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1頁。“生活儒學”的破解是：從傳統形而上學向生活本身探本溯源，從而說明形而上學、包括儒家形而上學何以可能；回複到先行於任何形而上學構造的生活本源，這種生活本源，就是存在本身。同上，第34—35頁。這種“破解”的實質是一種在“破壞”中的“解釋”，這種“解釋”就是通過“解開”而“釋放”：釋放出儒家形而上學新的可能性。同上，第36頁。
這種“破解”的思路參照了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幫助我解構某種儒學，具體就是解構孔孟之後，軸心時期以後的儒家的傳統形而上學；並還原到一種更為‘原始’的儒學，其實也就是還原到海德格爾所謂某種源始的生存經驗，我稱之為‘本源的生活感悟’。”黃玉順：《複歸生活重建儒學——儒學與現象學比較研究綱領》，《人文雜誌》，2005年第6期。破解的是“後軸心時期”孔孟之後脫離了“生活”的儒家形而上學。
破解是為了回歸，“生活儒學所要回歸的，乃是非先驗性的、前主體性的本源情境，亦即生活本身。”“而此生活本身既非經驗主義的經驗生活，也非理性主義的先驗生活，甚至也不是海德格爾生存論分析的‘此在’的生存。”“生活儒學將講到的作為生活本身的本源結構的一個方麵的‘去生活’，卻不是說的‘此在的去生活’，亦即仍然不以此在或任何存在者為前提。”黃玉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頁。還原到“非經驗非先驗”的“生活本身”，在形而上學的還原上，“我們要采取‘返回步伐’，回到軸心期、乃至前軸心期，即回到‘前形而上學’時代。形而上學是從軸心時期開始的，中國也從諸子百家開始進入了理性覺醒時期。
生活儒學就要回到‘孔孟之道’，回到‘三代’的精神生活。但是，回到軸心期、前軸心期，並不是要我們回到古代的那種生活方式中去，而隻是要回到我們自己當下的生活本身。那是因為，這個軸心時期恰恰展示了我們是如何從源始本真的生存、本源的生活感悟，走向形而上學的構造的，這個過程啟示我們如何重建形而上學。”黃玉順：《從“西方哲學”到“生活儒學”》，《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無論是破解，還是回歸，兩個相互關聯的中心始終不變：一是“回歸生活”；一是重建儒家形而上學。
生活儒學的構造，如任何形而上學的層級構造一樣，包含三個層級：
1．生活本源
生活本源關涉到：（1）生：生活①作為本源的生活之為生活；②作為本源情境的“在生活中”；③作為本源結構的“在生活並且去生活”；④作為生活的顯示形態的生活方式；⑤誠之為誠。（2）情：生活情感①生活感觸；②生活情緒；③生活感情；④良能。（3）智：生活領悟①存在的領悟；②流行的領悟；③命運的領悟；④領悟的領悟；⑤良知。（4）愛：①愛的層級性；②本源的愛；③本源的愛的優先性；④愛的顯示形態。（5）思：①作為情感的思——思念；②作為領悟的思——思悟；③作為認知的思——思維。黃玉順：《麵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頁—43頁。在“生活本源”的探討中，遵循的依然是從生活到形而上學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