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竹波（華南農業大學思政部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
《史記》中說：“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細究原因，則是“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97頁。那麼什麼是“漸”的演變之源呢？或許由春秋時期從“公子”到“公孫”的權力傳承，可以有一定的揭示。
一、“公子”、“公孫”
春秋時期如何懷宏所言，是一個“大夫社會”、是“血而優則仕”的世襲社會何懷宏：《世襲社會及其解體——中國曆史上的春秋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6頁。從周天子到各諸侯甚至大夫家族的傳承，均是父傳子、子傳孫，即血緣關係很大程度決定了社會身份（統治者、貴族）的獲得。世襲在整個社會的上層普遍存在，和戰國時代由遊士占據主導地位的“士人社會”極相區別。其中從諸侯到公子再到公孫尤其集中地反映出這種世襲關係。
關於公子、公孫，《春秋左傳詞典》的解釋是：公子，諸侯之子，除太子外，皆稱公子。楊伯峻，徐提編：《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99頁。公孫：諸侯之孫或從孫、再從孫。同上，第114頁。和公子等同的一個概念是“別子”。《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孔氏曰：‘別子，謂諸侯之庶子。諸侯之嫡子、嫡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別於正嫡，故稱別子也。’”（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14頁。）和公子、公孫類似的還有三個概念就是王子、王孫、太子。《辭源》王子：王者之子。《傳》：“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泛指貴族子弟。（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商務印書館編輯編：《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43頁。）王孫：王者之孫或後代。同上，2045頁。於周初有王孫牟，見於《左傳·昭公十二年》。太子（大子）：又稱“世子”，其代表的是天子、諸侯的嫡長子，未來的諸侯王繼承者。隻是《左傳》（以中華書局1990年版為據）多用“太子”，春秋經、《公羊傳》和《穀梁傳》多用“世子”，《公羊傳》：“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王維堤、唐書文撰：《春秋公羊傳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頁。世子射姑就是後來的曹莊公，公元前701—前671年在位。）
公子、公孫在貴族身份層麵類似的還有“公族”、“餘子”、“公行”等詞，他們共同的特征是社會上層身份的獲得主要為貴族的血緣子弟。宣公二年記載：“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即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公族：國君宗室子弟。（吳楓主編：《十三經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4頁。餘子：春秋時期晉國官名。同上，第471頁。公行：春秋時官名，掌管國君出行的兵車行列事。同上，第459頁。）
除了天子、諸侯身份的獲得外，大部分的王子、王孫、公子、公孫都可以基於血緣關係建立自己的宗族即公族又可以稱為世族，加之公子立族自然要比異姓大夫立族更有便利的條件，所以公族在魯、衛、鄭、宋等許多國家都有壓倒的優勢。甚至在那些異姓之氏或士族中，也還可以尋出其高貴祖先的血統，如由陳奔齊的陳氏，由宋奔魯的孔氏等。徐中舒在《春秋以前無公子公孫之稱》一文中稱：“‘公子’、‘公孫’命名之義，雖與天子、王子、王孫無異，但其原起則較晚。”（徐中舒：《徐中舒論先秦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頁。）其中還介紹古稱貴族為君子者，意即指王與國君之子而言。故言君子，則王子、王孫及春秋以來之所謂公子、公孫，皆賅舉於此一名詞之內。春秋以來公子、公孫之稱既已普遍，於是儒家乃以君子為有才德者之稱。可知公子、公孫的稱謂是因為貴族人口呈幾何倍數的自然繁衍，適應形勢需要派生出來的。
據楊伯峻主編的《春秋左傳詞典》中，以大子友為首的大（太）子36位；以王子處為首的王子29位；以王孫由於為首的王孫13位；以公子士為首的公子139位；以公孫丁為首的公子69位。這當中太子的數量應該要更多一些，因為有的太子史書的記載從其執政為君時開始，即所有的國君在其未登位為國君前均可以稱為太子；王孫當中部分人已經不能確定其是否為王者之孫或其後代，但以上數量有限，不會影響統計的結果，所以均照名實錄人數。公子當中也存在部分人身份確定困難的問題，但春秋時代的卿、大夫以上基本為貴族及其子弟擔任，並且這部分人因為大夫群體的龐大，隻會有增無減，也可以按照稱謂統計人數處理。
世族雖然也是父傳子、子傳孫，同時也是士人社會的前奏和討論的又一重點，但春秋時期還是以公族為主，且世族在稱謂方麵不能典型表征出血緣的傳承，又大部分的世族為公子、公孫所創，都可以用“公子”、“公孫”概括。同為貴族階層，王子和王孫也在春秋時代有豐富的活動記載，他們的行為也會極大的影響春秋社會的曆史進程，但王子和王孫的稱謂隻有成周有，其他眾多諸侯國的公室子弟隻能以公子和公孫為其稱謂，公子、公孫在春秋時期又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所以以“公子”和“公孫”為討論中心。文中所討及的“公子”、“公孫”，既是其原有的諸侯之子、諸侯之孫的本意，又因為其數量龐大可以延伸出來囊括整個貴族、上層大夫。總之，他們是這麼一群人，其貴族身份和權力的獲得不是主要基於德行或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們與周天子或諸侯王的血緣關係。“公子”、“公孫”代表整個貴族統治階級，“公子”到“公孫”代表西周到春秋時期父傳子、子傳孫的貴族統治階級的權力傳承方式。
這樣一種傳承方式雖然時有篡逆，但整個貴族等級運行規則嚴明（尤其是早期），權力和利益的傳承在貴族內部，為了保護貴族及貴族子弟的利益，是絕不能允許有外族或下層向上流動的。春秋中後期，凡是欲立其所私寵的人而不遵守宗法世族的君王和大夫，往往會受到宗法世族的災禍。如晉厲公如此而被弑，甘簡公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賄劉獻公”而殺之（昭十二年）。再有這些貴族在本國犯了罪，逃到其他諸侯國，不僅他的罪免了，並且他的爵位按照慣例隻是降一個等級，其後裔也還可以在本國世代在位。如鄭國的大夫犯了小錯逃到晉國，晉國執政韓宣子得知在逃的大夫班位是鄭國的亞大夫之後，將其爵位降一個等級，就讓他做了隨下大夫的班位（昭七年）。因為這樣一種諸侯國之間都認可的血緣製度的存在，在通常的情況，他們較之於普通國人的生活有很大保障。
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西周和夏商比較均為尊尊、親親的社會無可懷疑，隻是夏商的史料已不可詳考，而西周的分封記載今天還可以見到。周從文王開始興起，文王能夠使用前來投奔的異性貴族的人才，這是他能夠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總的看來，文王還是特別重用本族的人。《國語·晉語四》記載胥臣對晉文公講到文王：“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谘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討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61頁。）主要重用本族三個行輩的人，即父一輩“八虞”、同一輩“二虢”、子一輩“二蔡”，周即周公旦，邵即召公奭、畢即畢公高、榮即榮伯，這四位都是文王的子一輩。昭公二十八年記載成說：“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