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華（安徽大學哲學係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
在儒學史上，董仲舒乃開風氣的人物，但是，其身後相對落寞。時至今日，囿於唐宋諸儒的偏見，學界對其關注依然不夠。客觀地說，人性學說並非董仲舒思想的重點、核心，但是，其對後世儒家人性學說的影響幾乎是決定性的，無論是韓愈、李翱，還是張載、二程、朱熹都受其影響。即便如此，學界對其也少有深入細致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拘限於“性三品”說、“性禾善米”說等，誤以為董仲舒所言的人性乃是儒家通常意義上的“人”之性，而未能細察其所謂的人性乃“民”之性，並由此產生偏差。基於此，本文主要探討董仲舒的“民”之性，試圖糾學界之偏。
一、人性乃“民”性
董仲舒關於人性的論述，有“人”之性與“民”之性兩種說法。在《春秋繁露》之《玉杯》、《竹林》、《玉英》等篇中，董仲舒所言及的人性均為“人”之性。即是說，人性的主體是普遍意義上的“人”。例如，《玉杯》雲：“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竹林》雲：“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玉英》雲：“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
這裏，董仲舒所要表達的是，人性根源於天，為天所塑造、決定，任何後天的人為都不可改變之；人性的內容是“德”，包括仁義等，其價值指向“善”；人性既是人之本性，同時也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人正是借助於人性而與禽獸相區別，並從而優越於禽獸。
這種觀點同孟子的性善論幾無差別，主要的不同在於孟子將性善建立在“心”之上，從心靈維度論證人性之善，而董仲舒則將性善建立在“天”之上，從天的高度論證性善。按理說，董仲舒因之應該肯定、稱讚孟子的性善論，相反，董仲舒卻批評之。至於何因，我們將在下文作具體分析。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之《深察名號》、《實性》這兩篇文章中集中討論人性，其他如《玉杯》、《竹林》、《玉英》諸篇均隻是偶爾提及之而已。這說明，《深察名號》和《實性》中的觀點才可以算是真正代表董仲舒的人性學說。
在《深察名號》和《實性》中，董仲舒討論人性的文字分為兩類。一類是“性”之前有性之主體，這個主體並非普遍意義上的“人”，而是部分的“人”、特殊的“人”，也即“民”。例如，《深察名號》雲：“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實性》曰：“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一類是“性”之前沒有性之主體，例如，《深察名號》雲：“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實性》雲：“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
細究上述“性”之前有性之主體的文字與“性”之前無性之主體的文字可以看出，二者本質上是一樣的，且聯係上下文來解讀上述“性”之前無性之主體的文字也可以看出，“性”之主體還是“民”。還有，討論性的文字大體相同，有的在性之前無主體，有的在性之前則有主體，這個主體就是“民”。例如，《深察名號》雲：“性如繭如卵”，《實性》則雲：“中民之性如繭如卵”。這表明董仲舒在《深察名號》和《實性》中所討論的人性實質是“民”性，董仲舒所討論的人性即是“民”性。由於董仲舒心中的人性不是儒家一般意義上的人性，而是人之中的“民”之性，而民性“未善”，其反對孟子性善之說就可以理解了。
我們認定董仲舒所言人性乃是民性，還有下列更為直接的根據。在《深察名號》中董仲舒雲：“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而在《實性》中董仲舒更進一步明確說道：“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鬥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在董仲舒看來，沒有抽象的統一的人，相應地，也就沒有普遍的人性，人有上、中、下三等，也即聖人、中民和鬥筲之人之分，相應地，人性就有上等人之性、中等人之性和下等人之性三類，也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之別。可是，董仲舒所關注的既非上等人之性，也非下等人之性，換言之，即非聖人之性，也非鬥筲之性，而是中等人的性，也即中民之性，因此，他認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性、聖人之性和鬥筲之性都不是他所討論的人性，甚至過激地認為這些人之性不是人性，不可以稱作“性”，隻有中等人之性、中民之性才是他所要討論的人性，進而才算是真正的人性，才可以稱作“性”。至於董仲舒僅言中民之性，而排斥聖人之性、鬥筲之性的緣由，我們將在下文中加以分析。
由此可知，董仲舒所言的人性絕不是孟子、荀子等儒家先賢所言的普遍的人之性，而是部分人的性，也即“民”之性。由於“民”居於聖人與鬥筲之人之間，不是上等人，也不是下等人，董仲舒稱“民”也稱“中民”，其所言“民”之性也稱“中民之性”。孟子、荀子認為人在人性麵前是平等的，所有人的人性包括聖人和小人的人性是相同的。董仲舒則認為人在人性麵前是完全不同的，人的類別、等級不同，其人性也是不同的，人的差別首先就是人性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