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人類社會進展最快的世紀。20世紀的通行話語是“變革”。
就中國而言，自進入20世紀，1911年“辛亥革命”為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封建王朝的譜係畫上了句號，1919年“五四”運動，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為現代中國奠定了基礎。20世紀前50年間，袁世凱“稱帝”、溥儀重返紫禁城，北伐、長征、抗日戰爭……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受到舉世關注。此後，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這些曆史事件親曆者的感受，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
20世紀是中國進入現代時期的關鍵的、不容忽視的轉型期，以20世紀前半期為例，1900年，“八國聯軍”踐踏中華文明，舉國在抗議中反思；1901年，原來拒絕改良的清廷宣布執行新政；1906年，預備立憲……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兩次“世界大戰”，成立聯合國……1911年到1949年，僅僅曆時30多年，中國結束了封建社會，經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會主義的巨大跨越。反思20世紀，政治取向曾被視為文明演進的門檻，“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紅，就是黑，一度成為輿論導向，影響了大眾思維。
無可否認，在現代社會，伴隨社會的進步、發展，中華民族的民主、科學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過程，是中國曆史最具影響力的事件，是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中國現代時期的鮮明特點。
《20世紀人文地理紀實》則為這一影響深遠的曆史過程，提供了真實生動的佐證。
20世紀的豐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為政治意圖與具體事件脫節，人文地理著作長期以來未能受到充分關注，然而文學、曆史、政治、文化、語言、民族、宗教、地理學、邊疆學、地緣政治……等學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讀物的影響，它們是解讀20世紀民主、科學思維成為社會主流意識的通用“教材”。
人文地理紀實無異於在社會急劇變革過程進行的“國情調研”，進入20世紀的裏程碑。沒有這部分內容，20世紀前期——現代時期，會因缺失了細節，受到誤解，直接導致對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認識不足。
就學科進展而言，現代文學研究是最早進入社會科學研究前沿位置的學科之一，《20世紀人文地理紀實》則為現代文學家鋪設了通向文學殿堂的台階：論證了他們的代表性，以及他們引領時代風氣的意義。
與中華文明史、中國文學史的漫長曆程相比，從“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30多年短如一瞬間，終結封建王朝世係，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現代時期定位的標誌。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動為關注對象。風光物態、環境變遷、文物古跡、地緣政治……作為文明進步的背景，構建了“人文地理”的學術負載與閱讀空間。
關於這個新課題，第一步是搜集並選擇作品，經過校訂整理重新出版。民國年間，中國的出版業從傳統的木刻、手抄，進入石印、鉛印出版流程，出版物遠比目前認為的（已知的）寬泛，《20世紀人文地理紀實》的編輯出版，為現代時期的社會發展提供了參照，樹立了傳之久遠的豐碑。否則，經過時間的淘汰，難免流散失傳，甚至麵目全非。
《20世紀人文地理紀實》與旅遊文學、鄉土誌書、散文筆記、家譜實錄等讀物的區別在於：
人文地理紀實穿越了曆史發展脈絡，記錄出人的思維活動，人的得失成敗。比如邊疆，從東北到西北，沒有在人文地理紀實之中讀不到的盲區。21世紀，開發西部是中國現代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開發西部並非始於今天，進入了現代時期便成為學術精英肩負的使命：從文化相對發達的中原前往相對落後的中西部，使中西部與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華民族的豐厚遺產，共同麵對美好前景。通過《20世紀人文地理紀實》，我們與開拓者一路同行，走進中西部，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分擔他們的艱難困苦。感受文明、傳承文明。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與中華民族的文化，不會因歲月流逝、天災人禍，而零落泯滅。
《20世紀人文地理紀實》是20世紀結束後，重返這一曆史時期的高速路、立交橋。
觀察與反思：抗戰時期大涼山夷區生活之寫照；
段美喬
1941年7月，時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化學係教授的曾昭掄，在經曆了1939年7月中華自然科學社西康科學考察以及1941年3月的滇緬邊境考察之後，再次擔任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川康科學考察團”的團長，從昆明出發，前往大涼山夷區進行科學考察。關於這次考察的緣起，戴美政在《曾昭掄評論》中說到，是因為1938年底中英庚款董事會曾致函各高校，將協助有關學校征求有誌從事邊省科學考察的畢業生，參加籌設的西南、西北、川康三個科學考察團進行此項工作，並決定川康科學考察團先行籌劃。先行籌劃川康科學考察團，並非沒有原因。川康科學考察團的考察目標是當時四川省和西康省交界的廣大區域。西康地處西南交通要道，進可為西藏後援，退可為四川屏障，左右則能與青、滇策應。早在明、清時期，該地就已經是中央政府控製滇、藏、青等邊遠民族地區的軍事戰略要地。但因為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再加上民族和文化之差異，所以對於其種種情形，隔閡甚深，成為一處神秘地帶。進入民國之後，先是北洋政府在此設立川邊特別區，不久國民政府又將川邊特別區改建為西康省，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西康的重視。隨著抗戰的爆發，大西南由邊防要地變成了抗戰大後方，西康更成為了全國的焦點。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中英庚款董事會川康科學考察團一直未能全部成行。而曾昭掄卻受到這一計劃的啟發和鼓舞，出麵組織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川康科學考察團”。曾昭掄將這次考察稱為“半考察、半探險式的旅行”，希望藉由科學考察活動，“使中國青年，對於邊疆工作，發生更大的興趣”。考察團成員共約10人，他們非常年輕，大多還是西南聯大二三四年級的學生，比如來自地質地理氣象學係的黎國彬、馬杏垣，化學係的李士諤、裘立群、戴廣茂，曆史係的柯化龍，物理係的周光地，生物係的鍾品仁，政治學係的康晉侯等。
西南聯大川康科學考察團把考察的目光投向了當時公認的漢人之禁區川康交界處的大涼山，計劃從昆明出發，經由會理到達西昌；然後再從西昌出發，經由昭覺等地，徒步穿越大涼山。大涼山區域位於現在四川省的西南邊緣，北緯28—29度、東經102—104度之間，包括了今天四川省攀枝花市、雅安地區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域。這是一塊連綿數百裏的神秘地域，由於當時外人難以進入涼山夷區的腹地，故西方人稱這裏為“獨立倮倮（Independent Lolos) 區域”，所謂“獨立”，即指中央、地方政府勢力難以到達。這塊區域的獨特性之一在於，在當時出版的地圖上，這一區域幾乎是一片空白。西洋探險家，藉由中央政府的庇佑無所顧忌地進入過新疆、甘肅、寧夏、蒙古、西藏及青海等邊疆民族區域，或考察探險或掠奪文化資源，而麵對大涼山夷區卻始終“望洋興歎”，零星的幾次嚐試大多無疾而終。不僅西方人沒有進入，便是漢人對其內部情況也同樣不明。曾昭掄帶領這支年輕的大學生考察團，完全依靠步行，橫越大涼山，可謂是一個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