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一路上籠罩著因民族隔閡而帶來的重重危機，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曾昭掄和他的團員們對待夷區和夷人的態度，和之前的不少考察者已然大不相同。時常被曾昭掄引用並參考的《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一書所體現出的民族觀念與情緒，與《大涼山夷區考察記》便迥然不同。比較典型的便是對於彝人的稱呼。一直以來，漢人對於彝人的稱呼均為“猓玀”或“猓猓”。抗戰爆發後，隨著戰事進程，西南邊區地位日漸突出，中央政府以邊疆民族名稱均作犬旁，含有蔑視之意，不合政府以平等對待國內各民族的原則，特頒明令予以禁止。因此，抗戰時期關於川康區域的研究報告和遊記文學中，彝族的名稱遂改為“倮”或“倮倮”，而“倮夷”和“夷人”等名稱漸次通行。盡管對於彝人而言，這樣的文字遊戲毫無意義，但是對於漢人而言，從《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的“玀猓”到《大涼山夷區考察記》的“倮倮”、“倮夷”和“夷人”，卻是一種充滿意味的象征，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共同感”逐步形成的一個側影。
《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記錄了1934年春，由中國西部科學院生物研究所及地質研究所共同派員組成考察團，從重慶北碚出發，經雷波翻越黃茅埂，到達磨石家。然後在東到昭覺、西到牛牛壩，北至峨邊的區域內，查考動植物、礦產以及地理氣候和夷務的經過和成果。被譽為“攀鋼之父”、以發現攀枝花大型鐵礦脈和寶鼎煤礦而聞名的著名地質學家常隆慶是雷馬峨屏考察團的主要參與者和《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一書的主要作者，曾經跟曾昭掄麵對麵地交流自己在涼山考察的經驗。曾昭掄在“過去考察涼山的團體與其工作經過”一節中，稱讚《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是研究涼山問題者一種必不可少的文獻”，不過，該書流露出的民族觀念卻並沒有超越時代的拘囿。例如，分析夷務時，兩書都談到了鄧秀廷二十年間曾數次出兵征剿昭覺，以投誠之黑夷去絞殺夷人，大敗夷人，並有數次屠殺之舉，以至於鄧秀廷之名在彼時的涼山“猶可令大人悚然，小孩止哭”。對於鄧氏的功過，二者的觀感並不完全一致。常隆慶僅以漢人為立場，以漢人如何“統治”夷區為思考的核心，誇讚其剿夷活動為“民國以來，西南夷務史最光榮之一頁”。而曾昭掄在敘述了鄧氏之活動後，卻進行了更多的反思：武力征服究竟有沒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他承認近十年來，漢人對這一區域的控製有所恢複，是近來夷務方麵的進步。但更進一步的，他在思考為什麼在此區域會有如此複雜而尖銳的民族衝突。常隆慶將衝突的產生歸結為“黑夷好亂性成，又自命高貴，不與漢人同化，故與漢人為難，曆世無改。故對待黑夷，當以鏟除凶惡為唯一要著。即不能消滅其種族，亦當使其失所憑依，不得不與漢人同化”。而曾昭掄的看法則完全相反，則認為，“漢倮兩族，語言不通，性情隔閡，往往彼此發生誤解，以致造成許多不幸的結果”。這樣的說法，今天看來稀疏平常，但在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為建國口號的中華民國，能有此認識，並非易事。他不僅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在出發前夕，考察團達成一致：由於曆代大漢族主義迫害少數民族，強悍的夷族同胞要見機報複，但是為了表示與少數民族的親善、減少他們的敵意，考察團不帶任何殺傷性防衛武器。
曾昭掄回顧近300年來，一般討論夷務者的通識，皆對夷人印象惡劣，即便是清初一代通儒顧亭林，論及西南夷務時，也不免說出夷人“大抵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譎而無信。以戰爭為日用，以掠劫為耕作”一類的話。而邊地漢人的嘴邊同樣時常掛有“夷人畏威不懷德”一類的口頭禪。曾昭掄承認這些說法“當然多少有所根據”，但對於其所以然，“天性”的說法顯然並不可靠。在此基礎上，曾昭掄提出，“在可能範圍內，最好避免實行誅討”。增進了解，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才是解決夷區民族問題的關鍵所在。
閱讀《大涼山夷區考察記》，一個突出的印象，便是書中對旅行路徑和地理環境的近乎偏執的描述。除第二章“涼山夷區概況”之外，幾乎每一頁都充滿了“陡趨上山”、“微向下趨”、“循左路繞山脊”、“約行二裏餘”、“路向東北東走”一類的話。於是依照這些描述，在腦海中繪製出一幅可以媲擬衛星地圖之詳細程度的行程圖。而這些卻是曾昭掄和他的團員們用他們的腳掌，一寸一寸量出來的。從西昌帶來的十幾雙草鞋，隨爛隨扔，到達雷波時，腳上所穿，已是最後一雙草鞋。曾昭掄暗自慶幸，如果再多一天，便隻能赤著腳走在石子路上。考慮到二三十年代常隆慶等川康地區考察者常見的在滑竿上的考察行程，考慮到與他們同時出發的另一個考察團僅從重慶到西昌一路，耗費了近百萬元，這樣的科學考察，著實讓人心酸。
但是，正是因了這樣的經濟拮據的徒步旅行，曾昭掄和他的團員們才真正深入到夷區，深入到夷區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而曾昭掄在一片武鬥聲中，提出增進了解，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建議，在我看來，與這種經濟拮據的徒步旅行方式頗為相關。沿途借宿夷家，讓他們看到了黑夷階層內部不同的生活狀態，而因行程耽擱不得已入住“娃子”家，又讓他們見識到了所謂“娃子”階層的生存麵貌。他們學會了吃蕎巴和炒麵，麵對存放數日、蟲蟻橫飛的生水也能麵不改色地喝下去。他們看到了夷人男女對待來自漢族的各種物品時的天真的貪婪，感受到了黑夷“打羊”儀式的盛宴。有被夷人擄來做“娃子”的漢族小姐妹向他們求救，同樣被擄進涼山的漢族老婦則告訴他們是街坊將她販賣入涼山，而另一位20年前被保頭“反保”的漢族商人在成為黑夷主人的一等“娃子”之後，已經對重返家園失去興致。在遭遇了黑夷強盜的武力威脅，品鑒了漢人挑夫的狡猾與無賴，更奮力擊潰了黑夷強盜與漢人挑夫的無意識的結盟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邊地的夷民，也許是可怕；若幹漢人，卻是真可惡。”也許正是在這種微妙的不算平等的處境中——考察團與挑夫、考察團與黑夷，他們才得以卸下成見，以一顆常人的心去觀察和理解。當他們在黑夷保頭的陪伴下，頂風冒雨，攀上大涼山絕頂黃茅埂，在牧羊“娃子”的臨時羊圈裏過夜之時，半夜大雨傾盆，衣被皆濕，於是大家隻好起來圍著火塘坐了一夜。這一夜的心境如何，文中沒有詳述，粗線條的白描中卻滿溢出一種寧靜和安詳。而這也正是《大涼山夷區考察記》區別於其他考察記之處：將旅途生活化，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流露其深深的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