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時居留於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樣熱烈的文化氛圍顯然既激活了他們表達的欲望,同時也創造了更多的表達機會。所以說除了眾多刊物的群體出擊外,他們個人也達到了思考與寫作的高峰。影響20世紀中國的一係列民族主義的思想——包括這一思想的豐富、複雜以及分歧對立的組成部分——都誕生於此。康有為“滿漢合一”的民族主義主張繼續對梁啟超的選擇形成壓力和牽製,章太炎、孫中山、鄒容式的“排滿革命”思想也奔湧澎湃著,而梁啟超這位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探求的先驅卻經曆了一個從“走出康有為”到“回歸康有為”的曲折過程。他先是從美國及日本學者的論述中“引申發明”,早早就提出了與康有為有隙的具有現代特征的民族主義觀點(“新民”、“討滿”),以後又從德國學者伯倫知理的學說中獲得啟發,轉而主張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結合,在自我否定中再次接近了康有為。在這幾大衝蕩回旋的思潮當中,裹挾著更多的青年中國知識分子,如蘇曼殊、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陳獨秀、李大釗,他們在以各種方式表述民族情緒的同時,也在觀察,在思考,在努力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他們的選擇則最終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未來的格局與方向,或者說至少也是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啟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的基礎與氛圍。在以上幾類民族主義思想此消彼長的發展與論爭之中,我們看到,最終對整個留日學界構成主流影響的是“排滿革命”追求。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中國革命並非來自太平洋外遙遠的雲間,其實,對岸之島國——日本,其思想乃最重要之原因。”
中國近代以後民族主義思潮的產生一直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的失敗。從鴉片戰爭到辛醜條約,在越來越慘痛的民族失敗中,仇洋排外的華夏中心主義走向末路。這裏,不斷上演的不僅僅是軍事、外交意義的失敗,更是國家政權權威的逐漸喪失,是專製體製內在腐朽的日益暴露。另一方麵,維新派知識分子又操縱著“興民權”這樣的思想武器與保守勢力兩相對抗,意欲“保國禦侮”的他們或許自己也不曾料到,“興民權”之類的思想已經開始了對專製權威的某種消解——一方麵是華夏中心主義的失敗讓“權威”自我動搖,另一方麵又是康、梁等維新派努力造就著年輕一代對國家現政權的懷疑與反叛。當中國留日學生大量出現,一個影響和決定著未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新的知識群體在異域醞釀成熟的時候,曆史已經注定了他們當中的主體必然選擇與現實政權相對立的方向。
於是,當這批新的知識分子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幟致力於“救亡”理想的時候,他們所理解的“民族”就不再是一個含混籠統的中華的整體(這個“整體”象征的“天下”不過就是專製政權的“私產”而已),而是能夠真正喚起他們生命熱情、能夠凝聚起他們精神力量、能夠令他們自覺獻身的崇高理想之物。顯然,腐朽的現實政權和高踞於這一權力頂端的貴族集團——滿人都不過是破壞這一崇高之物的對頭!“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這一“排滿”口號的實質與其說是梁啟超後來所指責的“民族複仇主義”,還不如說是力圖以“排滿”為切入點完成對於現代理想中的政治秩序與民族關係的重構。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根本對立,這是20世紀初葉留日中國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追求的主要特征,也構成了現代知識分子自我塑造的基本依據。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曆史似乎向我們表明:“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直接為國家權力服務,或是國家權力的重大功能之一。”而我們的留日學生中卻流行著這樣的觀點——“民族主義與專製政體不相容”。
這樣的理念直到“三民主義”成為國家當權者專製獨裁的主導意識之後才被改變,到後來,“民族”便重新與“國家”概念相互糾纏,形成了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複雜思想背景,這需要專門性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