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留日學界創辦的雜誌幾乎都具有與《浙江潮》類似的情況。
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創辦的《清議報》，自創刊之日起就辟專欄介紹國際形勢與中外關係，從現實著手激發人們的民族意識。除“時事”外，也發表了像梁啟超《愛國論》這樣的著名論著。《清議報》停刊後，梁啟超再辦《新民叢報》，“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1901年創辦的另一份流亡者雜誌《國民報》宣告其宗旨：“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撰述選譯，必期有關中國大局之急務。”1905年，由流亡日本的革命人士創辦的《民報》更是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自己的核心追求，“民族主義”自然就成為了它的第一麵大旗。
《譯書彙編》是中國留日學生最早創辦的一種刊物，它先是以“天下愛國之士”的“焦心竭慮”致力於西方近代啟蒙思想的輸入，1902年12月以後更在“政治通論”、“政治”、“雜纂”等欄目中發表了大量的時政專論，直接闡述中國留日學界對於民族問題的關心。《遊學譯編》同樣“專以輸入文明，增益民智為本”。雖然它宣稱“全以譯述為主”，但是這些從事譯述的中國留學生卻紛紛以“譯者識”、“譯後”甚至通訊、論著的形式表達著自己對民族問題的思考。1906年創辦的《法政雜誌》以譯介國外法律、政治類的著作為主，因為編者認定“編纂法典，修明政治，鞏我國基，於斯為急”，著作者竭力掙脫“譯述”限定，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民族救亡意識，這就是20世紀初留日界編譯雜誌的共同特色。
留日中國學界最早出現的以留學生各自省區特征命名的刊物是《湖北學生界》（1903年1月），以後又陸陸續續創辦了《直說》、《浙江潮》、《江蘇》、《洞庭波》、《鵑聲》、《豫報》、《雲南》、《晉乘》、《關隴》、《江西》、《四川》、《滇話》、《河南》等等，這些同鄉會性質的雜誌從來無意將自己的注意力局限於狹義的故鄉，它們格外關心的是共同的故鄉——中國。讓湖北的“學生界”憂心忡忡的是“中國之存亡”，出版5期之後，他們幹脆改刊名為《漢聲》，因為“最急之先務”就是“揚民族之風潮，兆漢祀於既絕”！似乎，這個具有民族色彩的名字更能表達這些莘莘學子的“心聲”。用江蘇留日學生的話來說，則是“今同人以愛江蘇者愛中國，各省亦競以愛其本省者愛中國，馴致齊心一致，以集注於愛國之一點，則中國之興也”。河南留學生開門見山道：“河南》雜誌為吾河南同胞確定進行之方針也。於此又附一言以告我全國同胞日：河南雜誌所定進行之方針，吾黨以為無論何省均適用者也。”即便是處地偏遠的省區也清醒地意識到了故鄉與大中國的血肉聯係，雲南學生指出：“由地勢上的關係看來，雲南一亡，中國就相繼而亡了。由侵略政策上的關係看來，雲南一亡，中國就一時瓜分了。”四川的留學生總能從故鄉杜鵑的啼血聲裏聽出全中國的悲愴：“所以本社同人，欲效啼鵑，把以上所說的這些事情，及如何造成新國家，救我們四百兆同胞的法子，一期一期的說了出來，哀鳴於我七千萬伯叔兄弟之前。日日啼哭，今日勸不轉來，明日依然啼哭，明日勸不轉來，後日還是要哭訴的。”
至於留日學界創辦的其他雜誌如《二十世紀之支那》、《醒獅》、《中國新報》等，從刊物的取名就不難看出編者對於中華民族國際地位的關切以及未來前途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