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演變，從一開始就不是在單純的藝術世界裏進行的，中國文學的近現代演進根植於深厚的思想嬗變的背景，對一係列思想概念的梳理是總結中國新文學批評傳統的必由之路。
民族意識的勃興，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是近現代中國的重要特征。
而這一“理念”最早、最自覺也最符合現代意義的表述發生在留日中國人之中。1903年春，東京浙江同鄉會主辦的《浙江潮》創刊號上發表了《民族主義論》（署名“餘一”），這是較早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民族主義的係統認識的文章。再向前追溯，我們可以知道，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是梁啟超。1899年，梁啟超在他的《東籍月旦》中介紹日文著作《支那文明史》時，首次使用了日文的詞語——民族。
雖然“民族”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國家”現象古已有之，“但民族主義作為曆史力量的崛起，作為有著統一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而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方式，卻是非常近代和現代的”。在中國，“古已有之”的是我們的“夷夏之辯”，是“華夏中心主義”。當我們總是以這樣的“天朝上國”自居的時候，事實上也就既無法理解與我們平等存在的其他人類群體，也無法在“族類”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當中有效地凝聚自己的社會力量。於是，真正的民族意識、民族主義精神就像梁啟超所分析的“愛國”一樣，在近代以前是稀薄而空虛的：“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其不知愛國者，由不知其為國也”，“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未嚐與平等之國相遇，蓋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今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所以說，近代以前，“吾國之士夫，憂國難，談國事者，幾絕焉”。
“民族”一詞的出現以及近現代中國民族意識的勃興都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失敗的產物，是國家民族在客觀上的失敗迫使我們不得不對等地看待其他的族類及其利益，不得不在複雜的國際交往的新秩序中爭取自己的存在。而這樣的“新秩序”就被首先進入“國際空間”的人數眾多的留日學生所感知了。與當時國內一般士大夫階層創痛之後漂浮的民族情緒不同，留日中國知識分子還有機會從當時大量流行於日本的西方近代思想著作中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理性意識，形成對於作為“主義”的民族意識的基本觀念，《浙江潮》上那篇《民族主義》就反映了論者對於世界近現代以來的這一思潮的清醒認識：“民族主義者，十九世紀之產物，而亦其主人翁也”，“一呼而全歐靡而及於美而及於澳而及於非猶以為未足，乃乘風破濤以入於亞”，“合同種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是日民族主義”，“凡立於競爭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當以建民族國家為獨一無二義”。
這種倡導民族主義、探討建立“民族國家”的言論大量出現在20世紀初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創辦的雜誌和其他著述中，可以說構成了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主潮。
《浙江潮》創刊號上除了由主編親自操刀的長篇《民族主義論》之外，還有作為“社說”推出的宏論《國魂篇》，同樣激昂地揭起了民族、“民族建國”以及“祖國主義”的大旗：“今日之世界則孰不知帝國主義哉？”“帝國主義者，民族主義為其父，而經濟膨脹之風潮則其母也。十九世紀之中葉，全歐之人既勞心盡力，日日以建造民族的國家為事。”“民族建國者何？日：凡同種之人，務獨立自治，聯合統一，以組織完全之國家也。”“祖國主義者何？根於既往之感情，發於將來之希望，而昭於民族的自覺心。”全部共12期《浙江潮》雜誌，可以說期期都刊發有民族主義的呐喊，《民族主義論》、《國魂篇》都是長篇大論，多期刊載；其他重要論文如《公私篇》（1期）、《敬告我鄉人》（2期）、《自治篇》（6期）、喋血生《中國開放論》（6期）、《四客政論》（7期）、《新社會之理論》（8、9期）、《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8、9期）、《支那人之國家思想》（8期）、《國際法上之新國家觀》（9、11、12期）、《日俄開戰與中國之地位》（10、11、12期），傳記如《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2、3、5、6、8、9、11、12期），小說如蕊卿《血痕花》（4期）、自樹（魯迅）《斯巴達之魂》（5、9期）等等，就連索子（魯迅）《中國地質略論》這樣的自然科學著作，也充盈著民族主義的憂患：“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險；可容外族之讚歎，不容外族之覬覦也。”（8期）一句話，隨著“民族”一詞被廣泛使用，作為“主義”的討論也活躍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