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所經曆的生存空間的震蕩，又刺激他們發現和接受了新的計時方式，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進化論學說。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似乎都較多地討論著對作為時間意識的進化思想自身的意義，其實，沒有特定的地理空間意識，也不會有與此相適應的時間意識。這正如當代科學巨匠史蒂芬·霍金所指出的那樣：“相對論迫使我們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時間和空間的觀念。我們必須接受的觀念是：時間不能完全脫離和獨立於空間，而必須和空間結合在一起形成所謂的時空的客體。”正是鴉片戰爭所產生的“地理破裂”開啟了另外的時間觀念，因為“破裂”開去的世界的另外一部分，不僅與我們大相徑庭，而且它充滿了我們所不曾見過的新奇、魅力與恐懼——所謂“進化論”也就是從另一個地理空間中傳過來的思想，或者說是當我們這個空間的生存直接承受了來自另外一個空間的擠壓和威脅之時，我們才被“擠”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悸動。這樣的進化思想和其中所包含的時間體驗歸根結底都來自於我們剛剛產生的一種空間的新體驗：破裂、擠壓和自我的生存恐慌。
今天，人們談到進化論這一對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影響深遠的理論都得追溯到嚴複和他翻譯的《天演論》（1898），而早在進化論通過嚴複進入中國之前的明治十年（1877）左右，它就已經傳入了日本，並在日本構成了影響中國留日知識分子的思想氛圍。中國人後來譯Evolution為“進化”而非嚴複的“天演”，也是取法日本的結果。
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很快就通過他自創的“和文漢讀”法對流行於日本的西方思想學說與語彙方式熟悉起來，在《論支那宗教改革》（1899）、《中國人種之將來》（1899）、《論愛國》（1903）等文章裏，梁啟超已經自覺地運用了“進化論”，也包括這一日文的詞語本身。據有的學者統計，在20世紀前後短短的幾年間，由中國留日學生翻譯出版的進化論書籍就多達11種，在《清議報》、《新民叢報》、《譯書彙編》、《民報》、《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河南》等刊物上，也都發表了許多充滿進化論思想的著作。魯迅早在南京礦路學堂讀書的時候就讀到了嚴複所譯的《天演論》，但“天演論》原隻是赫胥黎的一篇論文，題目是《倫理與進化論》（或者是《進化論與倫理》也未可知），並不是專談進化論的，所以說的並不清楚，魯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東京，學了日本文之後，這才懂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因為魯迅看到丘淺治郎的《進化論講話》，於是明白進化學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從康有為用他的“三世說”附會進化論，第一次提出“曆史進化”的思想到嚴複試圖將進化論視作近代科學意義的世界觀，從梁啟超對於進化思想全麵而係統的闡發與運用到“國粹派”以進化論的自然觀與社會觀尋找真正融通中外的“國粹”，影響中國未來一個世紀文化與文學的思想得以確立。“就近代中國曆史而言，還不曾有任何一種學說像進化論那樣富有魅力。”這可以說已經成為了學界的共識。在筆者看來，包括當時留日學界在內的這些較早接受西方進化論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傾向。
其一，在他們對進化論的理解當中，已經表現出了與西方知識分子的重要差異，這或許也可以被視作中國的進化論思想的民族特色。“進化”在西方首先是一種生物學範疇的學術觀點，它對主流知識界的世界認知方式的影響也基本上屬於“形而上學”的信仰的意義，至於社會曆史發展狀態是不是也可以認定為進化，那卻是一個需要用大量事實來加以證明的東西，所以在西方學界曆來爭議很大。盡管出現了像斯賓塞這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從總體上看，卻並不能說已經形成了一種公認的進化的社會曆史觀。嚴複譯《天演論》的原作者赫胥黎其實就是反對將生物進化與社會倫理問題混為一談的。在20世紀英國著名的曆史學家柯林武德看來，斯賓塞式的社會“進化史觀”實在是“得自進化的自然主義並被時代傾向強加給曆史學”的武斷之辭。然而，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最觸目驚心的卻是中國社會與歐美文明發展之間的“時代落差”，正是這樣的落差帶給了我們無數的失敗和恥辱，而失敗和恥辱又反反複複地提示著這種落差的存在。於是，嚴複便在明明知道“赫胥黎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的情況下，依然“揚棄”了赫胥黎局限於自然範疇的進化觀，將“天演公例”從“宇宙過程”推廣到了“倫理過程”，同時對斯賓塞大加褒揚道：“天演公例，自草木蟲魚，以至人類，所隨地可察者，斯賓氏之說，豈不然哉？”“斯賓塞氏之學實乃大人物之學也。”以後，在最切實地“鑲嵌”在這種民族間的落差中的留學生群體那裏，在中國第一批進化論的闡發者那裏，社會發展的問題都是最需要關注的東西，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似乎正好可以用作對中國落後現狀的說明，同時也不失為一種相當有效的自我警醒與自我激勵的方式。就這樣，社會曆史的進化觀反而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傾向，“競爭為進化之母”，“夫列國並立，不競爭無以自存”。適應這一“進化”的迫切形勢所要求的“競爭”意識成為了中華民族洗心革麵、自強不息、忍辱負重的口號和旗幟。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曆史進化”的確信最終也使得我們真正走出了傳統“如環無端”、“五德始終”的循環論的曆史觀，在指向未來、關注未來的新的時間意識中思考我們的現實和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