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作為弱勢地位的中國知識分子傾心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初衷還在以其“物競”的景觀為自我的動力，而絕非為了尋找自我貶損、妄自菲薄的借口，所以嚴複在激賞斯賓塞的“大人物之學”時，有意回避了他弱肉強食、任天為治的主張。從嚴複到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以及整個的留日知識分子，不僅不會“任天”，而且還在竭力“與天爭勝”，以自己的奮發圖強來改變現實，並且也格外相信進化的前景便是由弱趨強、後勝於今，這一樂觀的“直進”式社會曆史理念對整個20世紀的中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接受和理解“進化論”思想時的複雜性。一方麵，這裏有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主流認識方式：有選擇的社會達爾文思想，對“競爭”的認同和對未來“直進”的信心。但另外一方麵，卻也有過章太炎這樣的獨立思考。章太炎在1899年至1906年間先後三次東渡日本，而三次的日本之行也都推動了他對於進化論的認識和思考。1899年，第一次赴日的章太炎在橫濱《清議報》上發表《菌說》，從生物進化的角度闡述物種的繁衍。1902年8月，章太炎第二次赴日歸來就推出了由他翻譯的日人著作《社會學》（岸本能武太著）。在這本書的《自序》裏，他既言及了當時對國人影響甚大的斯賓塞，又介紹了與斯賓塞觀點相左的美國社會學家吉丁斯，並認為“其於斯氏優矣”。從這裏已經可以看出他具有與一般知識分子所不同的獨立見識。1906年，章太炎第三次東渡。9月5日，他在自己接編的第一期《民報》（總第七號）上推出了異乎尋常的《俱分進化論》。在當時積極思考中國文化前途的知識分子當中，章太炎第一個表達了對於曆史“直進”、“進步”等觀念的懷疑，他以自己“善惡兼進”、進化與退化並存的思想提出了一個重新認識人類社會與人類曆史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的這一新鮮見解乃是得之於他對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曆史的獨立觀察與體會。實際的曆史告訴他：“如歐洲各國，自斯巴達、雅典時代，以至今日，貴族平民之階級，君臣男女之崇卑，日漸劃削，則人人皆有平等之觀，此誠社會道德之進善者。然以物質文明之故，人所尊崇，不在爵位，而在貨殖……此非其進於惡邪？”實際的體驗提醒他：“中國自宋以後，有退化而無進化。”很明顯，與當時許多介紹進化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章太炎更看重的不是其在西方的理論邏輯，而是自己的觀察與體驗。重視自己的實際體驗甚於重視其他的理論形式，也許這樣的知識分子姿態在當時的中國不能說有多大的普遍性，但卻為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選擇的可能。以後，在章太炎的弟子魯迅那裏，這樣的獨立姿態更深刻地體現在對於簡單“進化”與簡單“退化”的雙重懷疑中，魯迅的懷疑（包括對於作為“師長”的章太炎的“俱分進化”之說的懷疑）同樣是他獨立體驗的結果。
後來，“進化”之說在各種主義（從“五四”時期的文化守成主義到20世紀90年代的後現代主義）那裏遭遇更大的質疑，甚至連作為口號意義的一切改革發展要求也被一股腦地置放在“進化”的籮筐中予以鞭撻，則充滿了對曆史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