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係統中的“個人主義”又可以說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集合，其中包含了或者說關涉了諸多的概念與思想，如自由主義、人權、民主、人道主義、個性與自我等等，其中，純粹哲學意義上的“自我”（Ego，self）概念的探討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正是在“自我”（以及相關“自我意識”等）意義的鄭重追問中，“個人主義”問題才從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的層麵進入對個人的內部精神形態的考察，“自我”實際上才是“個人”的內核。從笛卡兒、洛克、貝克萊、休漠到康德、黑格爾，所有哲學家對於“個人”的討論都會落實為對“自我”、“自我意識”的討論，德國古典哲學是人類精神史上真正的關於自我與自我意識的哲學。如果說“個人”在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的層麵上主要體現為一個現實權利與自由的問題，那麼再深入到“自我”與“自我意識”的近代主體性哲學，則集中思考著我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精神關係問題，康德有力地告訴我們，不是主體（自我）“反映”著客體，而根本就是客體圍繞主體運轉。“自我儼如一洪爐，一烈火，吞並銷熔一切散漫雜多的感官材料把它們歸結為統一體。”自然，這是對“人”的意義的根本的確立——不僅確立了人的現實權利的絕對性，而且確立了人在世界感受之形成與萬物法則之形成當中的絕對性。當然，德國古典哲學對人的主體價值、自我的根本確立又都無法避免一係列的二元分立的前提：人與世界、靈與肉、主體與客體……德國古典哲學終結以後，一些現代西方哲學家，如尼采、胡塞爾、弗洛伊德等人，又開始了新的探尋，他們通過各自的思路努力克服這樣的二元分立，或引向權力意誌，或歸結為“純粹意識”，或下沉到潛意識的大海，“自我”與“自我意識”又呈現出了更加豐富和複雜的狀態。
在古老價值體係已經清晰可辨的皸裂聲中，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從剛剛輸入的外來學說中尋覓新的倫理資源，並嚐試新的“命名”。就這樣，與我們命運相似的日本成為了最切近、最有說服力的參考。前麵幾節中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新語彙都莫不來自於日本“東學”，關於“個人”與“自我”的知識也是這樣。
梁啟超、嚴複是最早引入這一“東學”的人，不過，他們的“個人”觀卻未得異域的神髓。
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的《中國之舊史學》、《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中分別使用了“個人”一詞，不過前文主要指個別的人，與這一詞語的傳統含義近似，後文介紹尼采（尼至埃）的思想，有“個人主義”的概括，與西方思想動向緊密聯係的新的“個人”含義就此誕生了。次年，嚴複也通過日本的“東學”注意到了西方individual，當然也注意到了日本式的翻譯——個人，有意思的是，他的譯述卻無意搬用“個人”，而是另取一中國特色的名詞——小己：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個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個人有個人之天職。或謂個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個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即個人也。
嚴複以“小己”指代individual始於對J。S。Mill（穆勒）的On Liberty（《群己權界論》）的翻譯，“個人”之擯棄是否也就意味著“人”的概念並沒有進入關注和討論的視野？因為，與“己”相對舉的是“群”，在努力實現與“群”的整合中談論“己”，這是嚴複的思維，顯然它的思路並沒有脫離致力於整體社會和諧的傳統儒家文化。出於美國式的個人自由觀，美國漢學家史華茲曾對嚴複翻譯的《群已權界論》作過相當著名的“文本”分析。他的結論是，嚴複所翻譯的穆勒的自由思想（即嚴譯漢語的穆勒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穆勒本身的自由思想（即原語的穆勒的自由主義思想）具有實質性的差別：“假如說穆勒常以個人自由作為目的本身，那麼，嚴複則把個人自由變成一個促進‘民智民德’以及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
就像他將嚴複的“新民”與“群”論發揚光大一樣，梁啟超也在思想啟蒙的意義上廣泛地談論著“個人”、“我”的地位和價值。身居日本的梁啟超似乎更願意使用“個人”這一東學的詞語。梁啟超意識到，啟蒙的重點應該是個人的獨立：“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為我也，利己也，中國古義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製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身居東瀛的多方位“體驗”讓梁啟超對西方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都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關於“個人”與“我”的闡述也就具有了相當明顯的社會法律意識：“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之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複敢攖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日天下治矣，非虛言也。”梁啟超是大力倡導個人主義的，為此，還不惜從中國古代思想楊朱哲中尋找支持，他說：“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日：‘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觀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含義與楊朱吻合者，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