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引用馬克斯·史特納的話說：“自我是一切，一切是自我”，“我是唯一的，我之外什麼也沒有”。他還闡述了“天才觀”：“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測量的”，“世人的才智，大約都在水平線以下，或與水平線齊頭的”。在描述個性主義者盧梭時，鬱達夫幾乎是忘情地自我投入：“法國也許會滅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語和世界，也許會同歸於盡，可是盧騷的著作，直到了世界的末日，創造者再來審判活人死人的時候止，才能放盡它的光輝。”
在這些中國留日學生的“個人”與“自我”意識的上升曆程中，日本“尼采熱”所產生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可忽視。不過，兩代留學生對此的理解卻大相徑庭。魯迅、周作人一代更重視的是尼采的思想啟示——魯迅從中獲得了“意誌”的力量，周作人從中獲得了曆史輪回的知識以及生活藝術化的審美態度；而創造社的文學青年則不約而同地關注他身上的“浪漫激情”，郭沫若除了肯定尼采“以個人為本位而力求積極發展”外，更強調發揚尼采所提倡的內心的創造精神，這一點他和田漢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鬱達夫又都對尼采的孤憤心境大加渲染，常常有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之嫌。郭沫若稱尼采是“一生渴求知己，而知己渺不可得。於孤獨的悲哀與疾病的困厄中乃凝聚其心血於雅言”。鬱達夫心中的尼采更與惠特曼、托爾斯泰等文學家並列，屬於“新浪漫派”，他評價尼采的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道：“這雖是瘋狂哲學家的一部像囈語似的傑作，然而神妙飄逸，有類於我國的楚辭，真是一卷絕好的散文詩。”
感性的文學總是充滿流動性的，這在不斷變換的創造社青年後來的文學道路上有充分的表現，猶如他們的“個人”、“自我”這些追求，猶如對尼采的評價也會隨風搖擺一樣，然而，在思想者魯迅那裏，卻終其一生地保持著對尼采的積極認識。留日時期所銘記的尼采，一直伴隨魯迅終生，《魯迅全集》中22次提到尼采，不僅在早年，也包括魯迅思想發展的所謂“後期”。例如：1929年，在《致（近代美術史潮論）的讀者諸君》中，他把尼采和歌德、馬克思並提，稱他們為偉大人物；1930年，在《硬譯及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他又因尼采的著作隻有半部中文譯本而深感遺憾；1933年，在《由聾而啞》中，魯迅就運用尼采的“末人”這個概念來說明當局對青年的愚弱化——“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為末人”；1934年11月，在內山書店裏，魯迅對鄭伯奇、趙家璧有過一番談話，“魯迅認為像尼采這樣的十九世紀重要思想家，把他的主要作品翻譯出版還是有共必要的，不能僅從原作對我們今天革命事業是否直接有利作抉擇的標準。魯迅那天還對我們中國至今沒有一本尼采譯作出版表示遺憾”。在這裏，我們似乎可以洞察到“思想”的堅守之於中國新文學建設的持續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