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使用詞語的差異和翻譯的不同，但是對於“民主”的基本精神，知識分子還是達成了一致，首先是個人自我權利的張揚，其次是社會國家建立在國家全民之上，故個人的“民權”需由國家保證，個人有自由發出聲音的權利。
後期《新青年》出現了重要的轉向，“民主”的意義也由此改變。隨著歐戰勝利、五四運動、工人階級加入戰爭等社會事件的爆發，諸如政治上的民主、“經濟民主”，以及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慢慢展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實踐民主的意圖設想也凸顯出來。或者可以說，前期他們是在討論理想中的“民主”和批判非民主因素，而現在是找到了怎樣實現民主的正確道路，這時候，民主的意義以及所指的對象也發生了變化。
這一時期直接出現“民主”的次數增加，且對其論述較詳細，但是對其評價卻由推崇變為辯證分析或否定，如“有產階級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不過是有產階級底一個詭計”這樣的界定評價並不少見。對於民主，知識分子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它，隻是他們認為找到了一個更可以實現全民主的途徑，或者說真正的“民主”，更進一步說，是對“民”的定義更加確定。
“原來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軍是用做‘自由民’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陳獨秀這句話的言下之意是，我們將要實行的民治主義沒有這樣的界限，而是“由人民直接議定憲法，用憲法規定權限，用代表製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必須到了這個地步，才算得真正的民治”。
“大家為抵抗這種強暴勢力的橫行，乃靠著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道理。這等道理，表現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義。”“民主主義的勝利，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
這裏又提出了一個關鍵詞——人的生活。何謂人的生活？“所謂人的生活，就狹義說，總不外衣、食、住三者能夠充分享用，不至於缺乏；就廣義地說，如個性的伸張，美感的滿足，藝術的享受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範圍。”這裏的“人的生活”跟之前的“人權”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前麵涉及的是自由、尊嚴、獨立的人格的話，這裏更多的是在實際生活中要求自己的利益，從經濟上解決勞工的問題，使他們能夠過上正常的人的生活，針對的是資產階級對其不公平的待遇，而非指的是封建倫理道德對他們人格的壓抑。如果說前麵的“人權”更重視個人的話，在這裏卻更重視一個群體。在第七卷第六號（勞動紀念號）的封麵上，吳稚暉題詞——“人日”，並且寫了一段話：“倘使拿粗具了一點人形，便算是人……要考究人形初具的日子，考不起來，把一月七日算了‘人日’，做著紀念。現在才知道，必需人權普遍，才可以算得一個人類社會。因此大家思考，惟有這五月一日，乃是紀念普遍人權的日子。把這日子，算做人日，算做普遍人權的日子……”勞動節這一天，是對勞工階級價值的重視與肯定，隻有他們的權利得到保證了，才算是真正實現了人權普遍。周作人也在他關於日本“新村”的介紹時說道：“新村的目的，是在於過正當人的生活”，“去年冬初，先發隊十幾個人，已經在日選定地方，立起新村，實行‘人的生活’”。在《新青年》同仁看來，之前要實現但最後並沒有達成的共和是不能讓最大多數的人過上人的生活，隻有社會主義能做到。這裏的“人日”，很顯然不同於之前的“個人”，更確切地說，是在“五一”這一天，要讓勞動階級成為真正的“人”，首先對象是全體，是勞動階級，其次是隻有社會主義才可以使工人階級過上“人的生活”，享有人之所以為人的各種權利和尊嚴。
是啟發國民性使民眾覺醒從而形成好的社會製度還是通過改變社會製度來改變國民的德性，知識分子作為啟蒙者的姿態是否已經發生變化？知識分子把自己放在了什麼位置？陳獨秀在《討論無政府主義》中談道：“因此我們應該覺悟，我們唯一的使命隻有改革社會製度，否則什麼個人的道德、新村運動，都必然是無效果的；因此我們應該覺悟，非個人逃出社會以外，決沒有絕對的自由，決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在8卷1號的通信中，一個叫費哲民的指出婦女問題、青年問題、勞動問題未得到解決，陳獨秀認為：“我以為解決先生所說的三個問題（其實不止這三個問題）非用階級戰爭的手段來改造社會製度不可，因為照現在的經濟製度，婦人底地位，一麵脫離了家庭的奴隸，一麵便得去做東家的奴隸，即於自由戀愛一層，在財產製度壓迫和誘惑之下哪裏會有純粹的自由？”而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也可以從他們對勞工階級的態度中看出來。我們分明可以從他們的語言中感受到對於一個新的社會形態，對於找到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的興奮和激動：“這回戰勝的，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一部分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蔡元培的《勞工神聖》說：“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嗬！”對於勞工，他還指出了其範圍：“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與勞工相對的是這些人——“憑藉遺產的紈絝兒，賣國營私的官吏，克扣軍餉的軍官，操縱價票的商人，領幹惰的顧問谘議，出售選舉票的議員”。其對這些人的價值判斷也是很明顯的。對他們所理解的西方關於民主自由的思想，也認為其關鍵在於“替平民爭氣，蔡元培論述法國大革命，認為其受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的影響，但是這些人的學說可以總結成是替平民爭氣”。“一個社會裏頭不隻是有資產者與無產者兩種階級。兩種階級以外還有那勞心者如官吏議員、律師、教習、企業家等，他們的工作性質雖然是與勞動者相似，但是他們的利益與思想，卻常與有資產的相近或是完全相同……所以實在是勞動者對於社會各階級要求他們相當的位置。”陳獨秀在詩歌《答半農的D-詩》中深情厚誼地說：“愛我的，我愛的姐妹弟兄們，還在背著太陽那黑暗的方麵受苦，他們不能和我同來，我便到那裏和他們同住。”又如有的人讚美“純潔的青年和勞工”：“他是普照世界的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得見他。沒有他的時候，人類一天都不能生有。他是幸福的源泉。”
一方麵他們認為自己也是勞工中的一員，一方麵又認為自己是除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外的“其他階級”，而這“其他階級”的利益和思想是和勞工階級相對的。在這些充滿讚美之意的語句中，知識分子確定隻有將廣大勞工階級他們對於權利爭取的意識調動起來，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知識分子所要做的，如陳獨秀所言，“他們不能和我同來，我便到那裏和他們同住”。是主動去接近，於是他們成立“工讀互助團”，“做工的窮人沒有力量讀書、受教育。這不是民智發達上一種缺憾嗎？讀書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發達，沒有職業的流氓越多，這不是教育界的一種危機嗎……工人補習教育，現在有些人都很提倡，這的確也是新文化運動一樁很重要的事情”。同時，知識分子對“民主”之“民”更加確定，他們認為真正的民主必須由勞工階級來實現。如果說和前期對“新青年”的讚美和寄予厚望相比較，當然不能說民主之民由青年變成了勞工階級，筆者更傾向認為前期其實對於如何實現民主，知識分子們是模糊的、不確定的，他們寄希望於青年，也不是在實踐意義上。而這時，他們認為民主從實踐意義上是可行的，終於找到了實現民主共和的切實方法，那就是從對工人階級的引導開始。
另外，後期《新青年》中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條件的強調使他們對民主的思考逐漸過渡到經濟及其他領域，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從政治領域向社會、經濟領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與社會經濟上的民主相輔相成。譚平山在《“德莫克拉西”之四麵觀》一文中明確地將“德莫克拉西”分為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德莫克拉西”，並明確指出：“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之要旨，乃於民主政治——德莫克拉西之下，而欲實行社會主義之主義也。”在稍後的一篇文章中，他更進一步指出：“現代的民治主義在社會上、產業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勞動階級，又跟著貴族和資本家一樣想占有霸權，豈不是變成了多數專製嗎？夫現代的民治主義，應當隻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並且應當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無論哪一種階級想占有霸權，都是極端反對的。”正在中國講學的杜威於1916年6月做了一場非常著名的演講，也將民主政治分為政治方麵的憲政和代議製、個人方麵的自由權、社會方麵的人人平等和經濟方麵的均富濟窮。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把政治上的民主擴展到社會經濟方麵的民主，與陳獨秀他們不謀而合，而且憑借威望強化了這種思想傾向。如陳獨秀所言：“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共同主張，我想心存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
通過對《新青年》的分析，我們看到了民主思想在“五四”時期的呈現與演變。也看到了這一過程當中對一些問題認識的局限和不徹底性。在為數不多的有關民主的論述中，“民主”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價值標準，一種反思批判中國傳統的坐標，這樣勢必對民主本身的思考稍顯薄弱；其次，通過前麵的分析我們知道，“五四”的民主觀念突破了晚清和辛亥時期以“群”為思考精神革命的前提，革命性地打出“個人”的氣質，並以此為前提，提倡個性的解放，把個人從儒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其實，使用哪個語詞作為自己的論述方式，不僅僅是選擇哪個詞語的問題，很多時候是一種思維方式和價值選擇的表示。正是這樣，民主這一詞語出乎意料的不多見，可以讓我們看到問題的另一方麵：前期《新青年》“共和”出現的頻率遠高於後期，一方麵我們可以說民主作為現代中國的重要價值已經得到了認同，不過，這種認同顯得不是太確定，甚至對於建設什麼樣的真正的民主共和他們隻是概念上的設想和模仿。在《新青年》後期，“共和”的使用逐漸減少的同時，民主的意義也發生了變化，知識分子也對之前所追求的“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而趨向於社會主義，即平民政治，也就是真正的民主。而其對國民主體的設想，對建設真正民主所需要的條件也發生了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前期所提倡的個性和人的解放在沒有充分發展的情況下，被團體傾向所代替，前者其實與自由的關係更為密切，而後者，可以為民主所包含。知識分子對“共和”這個詞語的傾向不能說明他們對民主與共和的區別有了充分的認識，而是民主的“民”的強調作用不合於他們的精英意識，一方麵要啟蒙民眾，一方麵對這種啟蒙的結果是懷疑和不確定的。而到後期，對工人階級的讚美，走向勞動階級的姿態則是“民主”意義著重強調的，雖然這時候，民主已經成為了他們批評的對象。
§§第四章 文學思潮、創作方式與批評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