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實”概念是西方現實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20世紀初，伴隨著各種新觀念進入中國文壇，西方的現實主義內涵是非常廣泛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現實主義。西方的現實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有自己的哲學思想基礎和社會背景，現實主義進入中國文壇之後，它沒有自己的哲學基礎和理論體係，在借鑒西方的同時，又因認識力和理解力的滯後，導致了西方現實主義理論體係在中國的改造。同樣，“寫實”概念在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運動中也有自己的演變軌跡。可以說，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中國新文學流變的兩翼，對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闡釋已經有汗牛充棟的研究成果，而對其特征性表現手法和文學精神——寫實和浪漫的闡釋卻相對較弱。人們對文學寫實性的追求，沒有從來源處進行仔細的考察和辨析，而籠統地想當然地使用它。如果沒有對文學的寫實性進行嚴密區分和界定，就按照自己的目的去使用它，那麼就會使我們討論的問題變得混亂和含糊。中國新文學的寫實，具有它獨特的審美特征和個性內涵。它不同於西方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寫實，也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寫實，更與中國傳統文學中“實”的概念拉開了距離。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就是寫實，它既規定了現實主義文學與現實的密切關係；也表明了現實主義文學獨特的藝術價值。在新文學的頭20年，中國文人對寫實的不同理解，導致了他們對寫實主義不同程度的認同和排斥。可以說由於寫實概念的多義性，導致論爭的各方沒有站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而對話也就不可能取得共識，各方麵的文人對寫實文學都隻是在自言自語，自說自話，沒有溝通的可能。筆者主要從文學理論的層麵去考察寫實概念的來源、演變和影響，試圖回到新文學的頭20年，從現實主義的萌芽階段對這個概念進行再考察，再思考。本章從縱向考察，試圖梳理清楚寫實概念的兩個形態，即它作為寫實文學的表現手法和文學精神，它們在寫實文學的不同發展階段上的表現，認為《新青年》時期，寫實更多是作為一種文學創作的精神出現的，而在文學研究會和之後的無產階級文藝時期則更多是作為一種文學創作方法而出現；當然這種區分不是絕對的，橫向上看，寫實精神與寫實方法是並存的，隻是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側重點而已。
在現代文學研究史中，比較係統論述到寫實概念的是溫儒敏。他在《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中，將寫實分為四種類型，但也沒有對寫實的內涵與外延進行耐心、仔細的辨析。可以說，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寫實”概念沒有得到應有的梳理和辨析，人們一般都是望文生義、不求甚解地使用它。學術界對寫實這個術語的使用已經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隻要翻檢一下中國學術期刊CNKI，諸如某某作品的寫實性，某一作家的寫實作品，隨處可見。“寫實”話語在文學批評的天空中漫天飛舞，但何為寫實，中國新文學的寫實與它的源頭——西方的寫實有何區別與聯係？“寫實”進入中國文壇，遭遇了哪些誤解，發生了怎樣的變異？在筆者的閱讀視野裏，至今還沒有人對它進行耐心細致的考察、甄別和探究。本章的主要工作，是試圖借助盡可能詳盡、可靠的曆史文獻資料，進入當時文學發生場域，還原寫實概念一個豐富、真實的麵目。盡管實現這個願望有不少客觀的、主觀的困難，但如果能有些許觀點引發人們對這個司空見慣的“寫實”概念的關注，那麼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寫實”概念在“五四”新文學中的兩重形態
在進行“寫實”概念的辨析之際，首先要對寫實概念進行定義並對其在新文學中初步確立的時間段進行考察。
1.“寫實”概念
“寫實”概念在字典中的解釋有以下幾種：《辭海》中的解釋是：“寫實：按照事物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形態描繪事物，注重再現的客觀性和逼真性。”《古今漢語實用詞典》對寫實的解釋是：“寫實：如實地描繪事物。”《漢語大詞典》對寫實的解釋有兩條：“一是傾吐情實。三國魏曹操《讓九錫表》：‘惶悸怔塋，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二是據事直書；真實地描繪事物。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秣碑》：‘寫實追虛，碑秣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死魂靈百圖〉小引》：‘不得不歎服他（果戈理）偉大的寫實本領。’巴金《家·後記》：‘在我的作品中，家是一部寫實的小說。’”綜合以上三種詞典裏的解釋，可以肯定，寫實概念在現代的用法主要是指一種真實地、如實地描繪事物的藝術方法，是指對客觀外物的真實的描繪，不包括對人的主觀內心世界的如實抒寫；而從這種含義引申出一種關注社會現實，對社會現實具有批判性的寫實精神。在新文學中，寫實是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特征性表現手法和文學創作的精神，它直指文學創作中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問題，是現實主義追求文學與外在世界逼似的藝術手法，是文學家試圖用文學記錄世界，解釋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上，寫實概念指向的是文學對客觀的自然界、社會現象的一種忠實的記錄，是人認識和解釋外在世界的一種方法，不涉及對人的內心世界的關照。寫實概念是近代與西方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一起從日本引進中國文壇的，雖然在中國古典文獻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存在，但是在古代它是一個被忽略的概念，人們並不用它來進行文學鑒賞工作。同是追求文學的真實性上，在古典文論中，人們更傾向於用與“虛”相對的一個概念“實”來品讀文學作品。寫實概念的活躍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也就是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在中國文壇盛行的時期，而那時候它的含義是比較模糊和寬泛的。
2.寫實概念初步確立的時間
我們將考察寫實概念初步確立的時間段劃在1915年至1936年，是基於以下的考慮：從1915年到1936年，西方的各種現實主義的版本已經在中國文壇完成了它們的依次演繹，到1936年關於文學的內部問題的論爭由於抗戰的需要暫停，文人的目光轉向了抗戰文藝的提倡。雖然說關於文學內部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但是之後現實主義的發展都沒有走出1915年至1936年現實主義論爭的範疇；他們都是對這段時期的現實主義的某個形態的極致發揮和強調。可以說，1915年至1936年是中國新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形態的萌芽期。筆者重點考察在這個萌芽期，寫實文學中的寫實概念的多種生長可能和空間，對寫實的形態和來源進行細致的考察和鑒定，試圖說明中國新文學的寫實特性，給它一個比較合理的闡釋，還原它的豐富內涵和複雜麵貌。
在新文學的頭20年，寫實概念不僅是與社會變革、思想政治思潮聯係緊密的那部分文學的特有概念，也是那個時代文學的重要趨向，寫實概念來自西方文學，從近代逐漸進入中國文人的視野，可以說沒有人公開反對寫實主義文學，他們反對的是假的寫實主義。在筆者的閱讀視閾內，最早使用寫實概念的是梁啟超1902年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將小說分為“理想派小說”與“寫實派小說”。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三號上發表《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介紹歐洲文藝“由理想主義再變而為寫實主義，更進而為自然主義”。接著，《青年雜誌》第一卷第四號的通信欄目上明確回答讀者提問說“吾國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宣布《青年雜誌》提倡寫實主義文學；這是中國新文學在理論層麵上明確提倡寫實文學的開端；而在近代，寫實文學的介紹隻是作為介紹西方的文學思潮的一部分被順便提到而已。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之後，寫實文學真正進入中國新文學建設的視野中，是中國新文學借以完成對傳統文學革新和追趕世界文學的手段出現。從此以後，寫實文學的各種形態——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等思潮在中國文壇演繹了一連串的變化，上演了各種變形，終於融入了中國新文學的血脈之中，變成中國新文學的一種傳統——現實主義的潮流。
3.寫實概念的引入
用西方的文學概念來描述中國文學始於近代，寫實概念也是近代進入中國文壇，被用來對小說進行分類的一個外來術語。寫實自從進入中國文壇，就有了它自己的生長環境和獨特的命運遭遇，也就形成了中國的寫實概念。近代的寫實概念是作為介紹西方的文學思潮而提到的，並沒有對寫實概念的詳細介紹和提倡。1902年，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從小說能給讀者的作用來解說寫實小說，認為寫實的小說作用是：“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於其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日：‘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此其二……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寫實派小說要能將人“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這裏提到寫實文學所寫的題材是人們所想、所見、所聞的事物以及寫實文學的創作方法問題，強調作家要“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的一種實錄性，即寫實相當於“實錄”、“紀實”。與梁啟超觀點相似的還有近代的一些文人。1914年，成之在《小說叢話》中比較具體地談到了寫實主義小說：“小說自其所載事跡之虛實言之，可分為寫實主義及理想主義二者。寫實主義者，事本實有，不借虛構，筆之於書，以傳其真，或略加以潤飾考訂，遂成絕妙小說者也……夫天然之物，盡合乎吾人之美感者，固屬甚鮮，然亦不能謂為絕無，且有時轉為意造之境所不能到者。苟有此等現象，則吾人但能記述抄錄之，而亦足成其為美的製作矣。此寫實主義之由來也。此種著錄，以其事出天然，竟可做曆史讀，較之意造小說，實更為可貴。”此是根據小說的取材劃分，寫實小說材料必須是實有其事，然後“記述抄錄之”，“可做曆史讀”，寫實小說的方法是實寫、實錄，強調紀實的功能、曆史文獻的功能。他們是將寫實與“虛構”、“想象”相對立的。但也有例外，1906年，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將詞分為“寫實與理想二派”：“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王國維將詞的意境中的寫境劃為寫實，並且寫實是“合乎自然”而又“鄰於理想”，寫實不是簡單的實寫、實錄，而是加入了作者的想象和創造性，這裏說的是寫實文學的方法問題。近代文人對寫實的理解，主要是從題材和創作方法上去理解，在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上，強調的是文學對現實的忠實記錄。小說是一種具有幻想、想象和虛構性質的文體，即使到了現在，人們對小說的理解仍然認為小說是與客觀現實有差別，不可作真正的曆史文獻；同樣，詞是一種抒情寫意的文體，不可能是純粹的紀實，但是人們卻用“寫實”概念去給他們分類，命名，說明了近代文人對與“寫實”緊密相關的文學真實性的那種迫切追求。但是，近代文人急於引進西方形形色色的主義來改良社會，這些主義的提出具有急功近利性，其內涵和外延都比較模糊和空泛，寫實概念在這個時期隻是個別文人泛泛提出，沒有深入介紹，更沒有形成一種新的文學思潮。在近代，寫實文學是作為中國文人認識西方文學、介紹西方文學時順便提到的，告訴中國文壇，西方文學的曆史曾經有過寫實主義這樣一種文學潮流，並沒有大力提倡文人創作寫實小說。
4.“五四”時期的“寫實”
五四時期可以說是達到了全麵提倡“寫實”的時期，在文學的各領域——小說、戲劇和詩歌方麵都提倡寫實。這個時期他們看中的是寫實寫什麼的問題，重在寫什麼樣的實以及“睜開眼睛”看世界、“說實話”的寫實精神。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他批判中國人道：“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儀之邦；明明是貪官汙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隻在他肯說老實話，隻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讚賞易卜生說出了家庭、宗教、道德、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政治等社會各方麵的老實話。他說：“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當時的文人認為中國文學處在西方文學進化鏈條的“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用西方的理論來衡量判斷中國文學的價值和位置，進而得出中國文學應該走向寫實文學。在西方文學進化論的參照下，他們洞察到了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差距，產生了要學習西方文學，變革中國傳統文學的要求和構想。他們認為中國文學是吃人的、非人的文學，是娛樂消遣的文學，是誨淫誨盜的文學，是載道的封建文學。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人的文學”、“平民文學”以及陳獨秀的三大主義。這些文學都可以稱為“為人生的文學”。當然，這裏的“人”和“人生”是有其時代內涵的。按照周作人的看法，人是“從動物進化的人”以及“從動物進化的人”，即兼有人性和獸性的人；人生是一種具有西方的個性解放和人的自由發展的人生，是在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的理念參照下的人生。中國的人和人生與西方的理解並不完全一樣，但它們是在西方的觀念作為參照和觸媒的情景下，結合中國人的人生經驗的一種理解。不可否認，這種理解下的人和人生與中國傳統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多少都帶有西方的痕跡和在這種痕跡上的新的因素。
在這種新的文學觀的照耀下，寫實就是寫出新的人、新的人生和社會問題的實，寫出人生問題、社會問題和婦女兒童問題，對社會和人生極盡觀察和描寫的能事。而“平民的文學”則側重於對於社會底層民眾的關注，對於一種關注日常生活，特別是下層小人物生活的興趣，他們的取材不再是達官貴人，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向被中國文學忽略的那些平民的生活，並在這種描述中滲透著作家的一種同情，作家似乎變成了專門為平民含冤訴苦的代言人。問題小說、問題劇和寫實詩歌在這時候興起。這時期小說的代表是魯迅的小說。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中回憶他在《新青年》時期發表的作品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他的這種意思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也一再強調：“我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表達了與胡適同樣的意思：“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勇猛的闖將！”從詩歌方麵看，1920年許德鄰編的《分類白話詩選》將詩歌分為寫景類、寫實類、寫意類和寫事類四類，其中寫實類的詩歌是指那些描寫社會不平等現象、社會下層人們生活困苦的詩歌，裏邊含有一種諷刺富人、同情窮人的人道主義，而不包括那些對自然事物極盡詳盡描寫的“寫景類”詩歌。而這時期的戲劇的寫實就是胡適大力提倡的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非常關注社會問題。“五四”新文學先驅試圖用寫實這種手法來革新中國文學。他們抨擊傳統的貴族文學、山林文學和古典文學，試圖用西方的寫實精神和手法去糾正。這時期，詩歌的寫實手法就是胡適在《談新詩》中提到的“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而戲劇則是包含一種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的話劇，話劇的寫作手法正如洪深在《戲劇集導言》裏提到的：“話劇的寫實是用敏銳的觀察，齊整的排列，精當的對話，顯出作者的中心思想，描寫的是社會某種生活，人物的某種性格，時代的某種精神。”這時期的寫實，並不排斥作家感情的流露和對作品中人物的內心的揭露。寫實和抒情、寫實與浪漫、寫實與理想，並沒有形成對立，在這時期被稱為寫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在作品中的大段抒情和議論。寫實寫的是作家關注的社會現實，是在西方的科學和民主精神照耀下的中國社會的瑕疵。寫實更多是作為一種睜開眼看世界的求實精神。
這時期對於“寫實”這種手法說得都比較籠統，沒有人專門給它下定義，需要我們從他們提倡的寫實主義裏去尋找和體會。那麼文學的寫實是不是就像字典中的解釋那樣對客觀外物如實描寫呢？如實地寫出社會狀況就是寫實了嗎？回答是否定的。“五四”時期的寫實寄寓了新文學創建者們試圖建立一種健康向上型的寫實文學的良苦用心。在《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對鴛鴦蝴蝶派的抨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學運動提倡寫實的目的、意圖。他們承認黑幕小說寫的都是社會上的事實，但是他們不承認這種寫事實的小說是寫實小說，從當時《新青年》對流行的黑幕小說的不遺餘力的抨擊，可以窺測到他們提倡寫實文學、建設新文學所寄予的那種文學改良社會、變革人心的殷切期望。1918年宋雲彬給錢玄同的信中說：“這些黑幕小說所敘的事實，頗與現在之惡社會相吻合，一般青年到了無聊的時候，便要去實行摹仿，所以黑幕小說，簡直可稱做殺人放火奸淫拐騙的講義。”雖承認了黑幕小說所具有的紀實性，同時又不滿意它們對社會的貽害作用。對此，錢玄同則將黑幕書斥為“亦是一種複古，即所謂‘淫書者’之嫡係”。對黑幕小說攻擊最出力的也許是周作人，他在1919年1月《每周評論》上發表《論‘黑幕’》，認為黑幕小說是“古已有之”，認為黑幕小說是當時的一種複古潮流，是國民性墮落的表現。同年2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再論“黑幕”》，繼續針對當時有些人為黑幕小說辯護，認為黑幕小說正是符合當時《新青年》提倡的“寫實小說”，是跟上了世界潮流的表現，並且認為黑幕小說是關於人生問題的，符合社會主義的，符合當時提倡的新道德的等謬論進行一一駁斥，並且斬釘截鐵地說：“黑幕不是小說，在新文學上並無位置，無可改良，也不必改良。”。1918年，《東方雜誌》上發表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勸告小說家勿再編寫黑幕一類小說函稿》，指責黑幕小說“核其內容。無非造作曖昧之事實。揭櫫欺詐之行為。名為托諷。實違本旨。”勸告小說家“勿貪微薄之贏利”，不要再編寫黑幕小說。在當時，他們反對黑幕小說，並不是否認黑幕小說披露的不是事實，而是不滿黑幕小說流露出來的複古思想和黑幕小說作者創作黑幕小說的消遣反諷態度，擔心這種文學會貽害青年，敗壞社會風氣。由此可見，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文人對寫實文學的要求並不僅僅是一種方法的問題，而是一種新文學精神的問題，這種新文學是要有積極意義的，寫實並不是直錄事實，而是有選擇地選取題材，並在文學中滲透作者改革社會、改造國民精神的願望，周作人在《再論“黑幕”》中說：“倘說隻要寫出社會的黑暗實事，無論技巧思想如何，都是新文學好小說，那是中國小說好的更多，譬如《大清律例》上的例案與《刑案彙覽》，都是事實，而且全是親口招供，豈非天下第一寫實小說麼？”他們也推崇西方的寫實手法，認為中國傳統文學就缺乏這種嚴肅認真的寫實手法。1917年2月25日錢玄同《致陳獨秀信》道：“此前所謂文學家者，類皆喜描寫男女情愛。然此等筆墨，若用寫實派文學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價值；若出於一己之擐薄思想，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則無絲毫價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屬於前者殆絕無，屬於後者則滔滔皆是。”他們要的是跟西方的寫實主義一樣的單純冷靜地對待人生各個方麵的作品，認為那是嚴肅的，值得提倡的，有利於中國社會的改良的。對於同樣具有紀實功能的黑幕小說，他們是極力要反對和打倒的。
另一方麵還要看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學並不僅僅是寫實文學。“建立新鮮立誠的寫實文學”，隻是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的三個新文學的口號之一；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要“建立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些提到的新文學的形態雖然接近寫實文學主張，但是它們融入了更多人們對社會現實和人生的獨立思考，沒有拘泥於西方的寫實主義。可以看到，更多的作家沒有將自己歸入某一個主義的旗下，而是注重實際創作和翻譯，對來自西方的寫實主義思潮保持一種警惕心理，或者說更願意保護新文學的自由多樣性發展。
5.文學研究會時期的寫實
寫實更多是作為一種寫作方法被提倡的。茅盾在1922年6月10日《小說月報》上發表《自然主義的懷疑與解答——複周誌伊》中認為：“我們要自然主義來，並不一定就是處處照他；從自然派文學所含的人生觀而言，誠或不宜於中國青年人，但我們現在所注意的，並不是人生觀的自然主義，而是文學的自然主義。我們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術上的長處。”由於他們認為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以他們提倡的寫實方法更多是自然主義式的。這時期出現了寫實文學的論爭場麵。以茅盾為首的文學研究會提倡西方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他們並不否認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有缺點，對於反對派攻擊自然主義文學的缺點，他們直認不諱，但是他們強調他們是要用西方的自然主義的技術藥中國傳統文學的病。這裏隻要看看茅盾在為自然主義辯護的文章，就可以清楚他們的良苦用心和單純用意。反對者看到的是自然主義會對中國青年造成的不良影響，以及他們對於自然主義那種純客觀的態度的懷疑，而茅盾等人看中的不是那種一成不變的照搬現實的方法，而是那種實地觀察和仔細描述的工夫。他們不在乎描寫的是不是與現實完全一樣，也不是限定作家的感情，而是針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模仿和造作所下的一副對症藥，他們試圖用西方的寫實手法來洗革傳統文學的風格和套路，他們要的是一種跟傳統文學不同的、給人新鮮感的文學。他們延續了五四時期陳獨秀的主張，隻是他們比五四的人更注重文學本身的價值了。從他們對待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傳統文學和西方文學的態度中就足以見出他們的用心。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是五四《新青年》與文學研究會共同抨擊的對象，而且他們抨擊的原因都是因為二者那種作家創作文學的態度和文學表現出來的傳統味。而他們對於西方的寫實文學的認可，特別是對於俄國和法國文學的態度，有大致的讚同，也有細微的差別。他們都認可西方的寫實文學，認為中國文學就是要走西方的路子，但“五四”更看中的是俄國文學那種關注社會和民族的精神，他們更心儀俄國的現實主義作品。當時創作了小說的魯迅就是代表。到了文學研究會時期，他們更多是要一種寫實的技術，也就是自然主義的技術，左拉是他們的偶像。但是在新文學的頭十年中，寫實是有理想的寫實，寫實的要求中滲透著作家對社會改良的一種願望，這種願望是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文人那種關心國家命運和參與國家建設的那種熱情；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傳統的一種不自覺的繼承。1922年4月1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上發表了茅盾的《一般的傾向——創作壇雜評》，認為當時的創作題材和思想雷同的原因是：“這些事實確是社會上常見的事實，而且大半是著作者身受的事，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反映人生’的作品欠少了藝術上的價值。如果僅以能記述‘人生實錄’便算為藝術作品，那麼，新聞紙第三張所記的瑣事，豈非都成了小說麼？我以為總不是的。”而他認為的人生“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而是一國一社會的人生”。茅盾的主張跟前麵提到的周作人的看法多麼相似！所以他們都不滿足於新文學對於事實的記錄，而是在求實精神上的一種有理想的、有新的審美價值的文學。
這個時期，茅盾於1922年7月10日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自然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小說》，這是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提倡自然主義文學的文章，集中體現了茅盾提倡自然主義的觀點。他把中國現代的小說分為新舊兩派，認為舊派小說在技術上的錯誤有以下兩點：“（一）他們連小說重在描寫都不知道，卻以‘記帳式’的敘述法來做小說，以致連篇累牘所載無非是‘動作’的‘清帳’，給現代感覺敏銳的人看了，隻覺味同嚼蠟。（二）他們不知道客觀的觀察，隻知主觀的向壁虛造，以致名為‘此實事也’的作品，亦滿紙是虛偽做作的氣味，而”實事“不能再現於讀者的‘心眼’之前。”“思想觀念上的最大的錯誤，就是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而現代的新派小說“技術方麵頗犯了和舊派相同的毛病。一言以蔽之，不能客觀地描寫”。“題材上也很有許多缺點；最大的缺點是內容單薄，用意淺顯……我們要曉得：小說家選取一段人生來描寫，其目的不在此段人生本身，而在另一內在的根本問題。批評家說俄國大作家屠格涅夫寫青年的戀愛不是隻寫戀愛，是寫青年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觀，不過借戀愛來具體表現一下而已；正是這個意思。”他認為自然主義的技術能醫治中國現代小說的病：“自然主義者最大的目標是‘真’……若要求嚴格的‘真’，必須事事實地觀察……左拉等人主張把所觀察的照實寫出來，龔古爾兄弟等人主張把經過主觀再反射出的印象描寫出來；前者是客觀的態度，後者是加入些主觀的。我們現在說的自然主義是指前者。左拉的這種描寫法，最大的好處是真實與細致。一個動作，可以分析的描寫出來，細膩嚴密，沒有絲毫不合情理之處……專記連續的許多動作的‘記帳式’的作法，和不合情理的描寫法，隻有用這種嚴格的客觀描寫法方能慢慢校正。其次，自然主義者事事必先實地觀察的精神也是我們所當引為‘南針’的……此外還有關於作者的心理一端，我以為亦有待於自然主義的校正……自然派作者對於一樁人生，完全用客觀的冷靜頭腦去看，絲毫不攙入主觀的心理；他們也描寫性欲，但是他們對於性欲的看法，簡直和孝悌義行一樣看待，不以為穢褻，亦不涉輕薄，使讀者隻見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寫的是性欲。”在題材方麵認為“我們應該學自然派作家，把科學上發見的原理應用到小說裏，並該研究社會問題，男女問題，進化論種種學說。否則，恐怕沒法免去內容單薄與用意淺顯兩個毛病”。在這篇文章裏，茅盾將他提倡自然主義的原因和自然主義的特征都指示出來了。
1922年5月10日，《小說月報》發表茅盾的《自然主義的論戰——複史子芬》，對史子芬關於怎樣創作關於人生問題的作品的問題，說道：“我們現在試創作，第一，要實地精密觀察現實人生，入其秘奧，第二，用客觀態度去分析描寫。”茅盾一再強調自然主義給中國文壇帶來了兩個法寶，一個就是實地觀察的工夫，另一個是科學的分析法。這也就是文學研究會提倡的自然主義式的寫實。他認為實地觀察才能使作品寫得真切，避免風格雷同的毛病；而科學、客觀的分析描寫法可以修正中國文學結構散漫，敘述平鋪直敘的毛病。
6.創造社的寫實
寫實不是提倡寫實主義的文學研究會的專利，具有浪漫主義傾向的創造社也對寫實感興趣。創造社的批評家成仿吾，寫了《寫實主義與庸俗主義》，對寫實主義的真假進行了辨析，提倡真的寫實主義而抨擊當時文壇上假冒偽劣的寫實主義之作。他認為當時文壇上充斥著很多假的寫實主義，即庸俗主義，他認為真的寫實主義是“人的文學”，是寫出了人的內部生命的文學：“自人近代以來，為的反抗這種浪漫的文學，為的與人生合為一體，才有了一種脫離夢想之王官的寫實的文學。這是人的，文學：這是赤裸裸的人生。這種文學雖無浪漫文學的光彩陸離，然而他的取材是我們的生活，他所表現的是我們的經驗，所以他最能喚起我們的熱烈的同情。”“文學由浪漫的變為寫實的，是我們由夢的王國醒來，複歸到了自己……我們與現實麵對麵。我們要注視著他而窺破他的真相。我們要把他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然而我們於觀察時，要用我們的全部的機能來觀察，要捉住內部的生命，而不為外部的色彩所迷；我們於表現時，要顯出全部的生命，要使一部分的描寫暗示全體，或關聯於全體而存在。文藝成於作者之不斷的反省，作者的目的亦在由於讀者之不斷的反省使讀者也捕捉作者意識中的全部的生命。庸俗者流，不見到此，觀察不出乎外麵的色彩，表現不出乎部分的形骸。他們做的隻是一些原色寫真與一些留聲機片。所謂庸俗主義雖亦以寫實自誇，然而他的實僅是皮毛上之實，一眼看完，便毫無可觀的了。”真實主義的取材來自人的自身經驗：“真的寫實主義我以後略稱為真實主義。真實主義的文藝是以經驗為基礎的創造。一切的經驗，不分美醜，皆可以為材料，隻是由偉大的作家表現出來，便奇醜的亦每不見其醜。”他與文學研究會的主張有差距，雖然他也認為寫實主義是“人的文學”，但他的“人”是個體的“人”，是側重創作者內心感受的寫實，是不抹殺作者主觀情感的寫實，而不像文學研究會那麼注重文學的社會作用。穆木天也寫了《寫實文學論》，對寫實進行了闡釋，並提出寫實要由外麵的寫實進到內麵的寫實。1926年在他《創造月刊》上發表《寫實文學論》，認為：“寫實並不是要寫得像，寫實是要寫得實。像未必準是實，實不必準要像，但寫實並不是事實對不對的問題，這是事實實在不實在的問題。不管他真不真，隻要是一種實在的世界，令我們感出寫實味來，那就是好的寫實文學”；“寫實味畢竟是一種人間味。人們要求人間味時，才能感到這種滋味。人們降到自我的內意識裏，要深嚐了人生，要認識了自我，這時候，才有寫實的要求，才有寫實的實感……人在冷靜的時候，懂透了人生，才能寫實。寫實的程度，是比例於他所懂的人生的多少。懂得真的人生的人們，寫實的把他寫出來，自然能給我們一種寫實味，令我們感出真的人生滋味”；“人們看豬先生吃人參果發笑，因為人們總是有時候曾當過豬先生，被寫的東西，隻要是被體驗的，什麼人物都好，什麼自然都好，隻要人性上妥當即成為寫實”。他認為寫實要寫出人間味，而他的人間味比較接近成仿吾的寫實要寫出人的內部生命。
如果我們再把文學研究會的茅盾和創造社的鄭伯奇的《新文學大係小說導言》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到，所謂寫實主義的文學研究會其實也有浪漫的成分在；而所謂浪漫主義的創造社，其實也有寫實的成分在。兩個團體並沒有形成對立，甚至可以說，他們的小說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明顯的不同。文學研究會成員的小說裏麵同樣可以看到作家的內心活動，作品裏充滿了議論、心理描寫和大段的抒情；人們認為文學研究會的作品裏有人道主義的色彩和宗教色彩，認為它們是平民的文學和充滿理性思想的文學，這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們的作品並沒有那麼嚴格的寫實嗎？而在創造社的小說中，人們同樣認為他們寫出了時代的環境和那個時代裏青年人的真實境遇，並認為張資平、周國平等人的小說就是具有寫實主義的傾向。寫實在文學研究會和在創造社的作家那裏，都是作為一種表述個人生活的方式，他們都是在“個人的發現”中去研究人生，他們的反傳統和追求現代性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隻是文學研究會是“以我觀人”，從作家的角度去觀察他人的生活；而創造社是“以我觀我”，從作家自我出發去反思人的生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寫實手法，不是文學研究會的專利也不是創造社深惡痛絕的，它是五四新文學的一種進行文學創新的手法，是五四那代人試圖用來記錄時代，解釋社會和自然的、解釋人生的一種方式。
7.學衡派的寫實
被稱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保守派的學衡派也對來自西方的寫實手法感興趣，這種新文學的創作手法也一再引起他們的關注，他們曾經撰文對其進行了闡述。吳宓在《評楊振聲（玉君）》中對寫實的理解是：“蓋作小說者，不當就所見所聞、一時一地之實在情況，鈔寫記錄。而當用選擇修繕之法，改良事實，使成為完美之材料。然凡百小說皆寫人生，故以已意改良之後，書中事實、人物，仍須處處合於人情，而不背於真理。故上等之理想小說，兼具寫實之長。特其方法靈活，選擇精當，而不用聲吞活剝，雜湊堆積之材料耳。是則凡寫實小說之具有純正深厚之人生觀者，即可稱為理想小說。”吳宓的寫實觀是從傳統文化出發，以反思的目光去審視寫實主義，認為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界限並不是僵硬的，寫實不是對現實的機械複製，二者實有相通之處。
學衡派的另一員大將胡先嘯在《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八號上發表《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對寫實主義作了評論，認為中國傳統文學中“真正不刊之寫實小說。在中國則惟《水滸》與《金瓶梅》二書耳”，“迭更司目擊當時社會之腐敗。故以犀利之筆。盡力譏刺其私塾債務監獄等製度。實含有近日寫實小說之意味。而成一種所謂問題小說者”還認為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別在於“其著作之宗旨。是否含有教訓之意味。寫實派則以為藝術之功用。在能匡救社會之失。而浪漫主義派則主張藝術之價值。即在藝術之本身。其功用即在增進吾人之美感”。胡先嘯理解的寫實大概跟吳宓在《寫實小說之流弊》中理解的一樣，寫實即是譏刺揭露社會之腐敗，並指出寫實主義欲匡救社會的功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