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紀90年代，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的富裕和文學傳播方式的改變，社會分層加劇，文學的功能和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一般民眾對文學的要求轉向了娛樂性和消費性，嚴肅文學被邊緣化，通俗文學大行其道，大眾文化方興未艾。一些精英知識分子對此感到了憂慮，有人便開始對“純文學”進行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數李陀。李陀2001年接受采訪時指出，20世紀80年代提倡“純文學”主要是一種反對政治幹涉文學的策略，到了90年代，“純文學”對寫作的影響卻不是很好。他說：“由於對‘純文學，的堅持，作家和批評家們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寫作，沒有和90年代急劇變化的社會找到一種更適應的關係。很多人看不到，隨著社會和文學觀念的變化與發展，’純文學，這個概念原來所指向、所反對的那些對立物已經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純文學，觀念產生意義的條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議性和批判性，而這應當是文學最根本、最重要的一個性質。雖然’純文學在抵製商業化對文學的侵蝕方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學很難適應今天社會環境的巨大變化，不能建立文學和社會的新的關係，以致90年代的嚴肅文學（或非商業性文學）越來越不能被社會所關注，更不必說在有效地抵抗商業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侵蝕的同時，還能對社會發言，對百姓說話，以文學獨有的方式對正在進行的巨大社會變革進行幹預。”他認為真正嚴重的還在於，“90年代的文學批評並沒有指出這一問題，相反，批評家或者以‘後現代’的名義讚揚、鼓勵那些應和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寫作，或者和作家一道慨歎‘文學邊緣化，啦、’知識分子邊緣化，啦，然後更進一步論證‘邊緣化’怎樣必要，怎樣合理”。他明確表示他“基本上不讚成這樣的態度”。李陀主要是因為看到90年代許多作家以“純文學”的名義逃避文學的責任而對此提出批評的，這些作家躲進小樓成一統，隻在意“私人化”寫作，而根本不注意社會發生了什麼，不關心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從而使作品脫離了社會和民眾。
李陀指出的其實是純文學的一個極端化傾向，這種傾向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純文學”的概念脫離了20世紀80年代的具體曆史語境，使這個概念本來在反對政治粗暴幹涉文學的時候所具有的曆史合理性消失了，它與社會、人生相疏離的一麵凸現出來，一句話，它因失去了對立麵的製約而暴露了自身的不合理性，從而成了一些作家逃避文學所應該承擔的責任（用康德的話說，就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一個借口。“純文學”功能的這種變化，反映出它作為一個審美概念，其內涵的不確定性，人們很難為它確立一個明晰的邊界，賦予它明確的意義。這也說明，純文學的概念，其內涵總是在具體的曆史語境中被賦予的，它在爭取文學自由權利的時候，在強調審美獨立的時候，能捍衛文學的尊嚴，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一旦到了要創造一種純文學的標準的時候，要具體地實施純文學的理想的時候，它就會變得軟弱無力，矛盾百出，甚至會起到消極的作用。
文學是一個關係到生命存在的話語係統，它具有非常豐富的意義和無限多樣的形式，是個常說常新的話題。“純文學”之與文學的意義，也是在多重關係中曆史地呈現出來的，這些關係包括感性與理性、功利性與非功利性、藝術與人生，甚至是文學與政治等等。“純文學”正是在這多重關係中曆史地顯示其自身邊界的，而它的價值也許正在於其內涵的這種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