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文學”
20世紀初，文學理論界就“人民性”以及“人民文學”等概念展開了激烈爭論，《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爭鳴》等都發表了相關批評文章。這一概念的發生、接受、變異過程的確值得梳理。
追溯還應回到近代。政治、經濟、文化的幾重危機促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新的、有力量的思想支撐。1895年以後，“群”的概念在中國士大夫圈中開始變得重要，它表達了時人對“民族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意識和渴求。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即期望通過對民眾群體的改造而建立新的政治社會秩序。這時“民”的所指還是模糊的民族“大群”。隨著五四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思想的深入了解，“改造國民性”逐漸由“群體”而指向“個體”。“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顯然是其共同的心理願望；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則幾乎是其共同的情感狀態。而另一方麵，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此時已在中國傳播並產生重要影響。無政府主義者以“平民”的代言人自詡，而在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下，則有相當一部分人把“民主（Democracy）”一詞譯為“平民主義”或“庶民主義”。知識分子是把對民眾個體的啟蒙姿態和對民眾整體的崇拜信念裹挾在一起的。
與此相呼應的是“平民文學”的提出。周作人、胡適、陳獨秀都對“平民文學”作出過闡釋，盡管內涵別有況味。胡、陳二人對“平民文學”的認識基本一致，那就是普通老百姓用民間語言創作的文學，對下層民眾的崇拜信念顯而易見。這種將社會階層、職業、道德判斷同構的現象在當時很多知識分子身上都有體現。而周作人雖有對“平民”創造力、生命力的肯定，但言語謹慎而警惕。從“群”概念的受重視，到胡、陳的“平民文學”，知識分子在自己推動的一係列激進思潮運動中，被逐漸剝離出“平民”範疇。
“大眾文學”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逐漸建立起自身的理論體係。陳獨秀聲稱在這個世界上“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李大釗則指出：“隻有無產階級的平民政治才是純化的平民政治，真實的平民政治，純正的平民政治。”無產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滲透到“平民”概念中。“平民”越來越等同於“勞工”、“勞農”或者“勞工階級”。隨著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對民眾群體性力量的肯定和崇拜終於找到合法而有效的途徑得到張揚和傳播。中國現代文學從此分出兩條道路：在“人”中區分出“勞工”，在“人的文學”中滋生出以勞工為代表的“大眾文學”。“人民文學”的最初形態自此誕生。
但“大眾文學”發展過程中一直麵臨著如何大眾化的問題，其實質則是“階級性”的問題。成仿吾指出：“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而“左聯”理論綱領這樣寫道：“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了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些文章、宣言無不鮮明指出了此種文學的無產階級屬性和它的革命性、批判性，或者說強調了其“人民性”。研究俄國文學的專家認為對中國“人民性”概念產生深遠影響的是別林斯基的闡釋。他認為“人民”是指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眾或階層。文學必須表現人民的生活，首先要描寫農民的命運。文學的人民性在於無情地批判統治階級，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願望和利益，在於真實而深刻地描寫現實生活。
“工農兵文學”與“人民文學”
但當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到40年代，一些無產階級文論家對“勞工”進行了重新審視，質疑其道德合法性。王實味就曾指出：“舊中國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肮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胡風則提出“精神奴役說”，認為三四十年代存在一種將人民抽象化、理想化傾向。他也很反感將知識分子從人民中間抽離出來另眼相看的命題。這些質疑是當時一片“歌頌”、“讚美”聲中值得珍視的聲音。但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不太可能讓討論深入下去。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加強的是“勞工專政”的這種新的政治秩序，《講話》指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並提出文學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問題。“工農兵文學”是無產階級新政治文化構想中的圖景，在一定情勢下有可能演化為一種壓抑性力量，扭曲當下的文化狀態。
全麵實現“工農兵文學”是在新政權建立以後。1948年，《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專辟“人民與文學”，紛紛提出“人民文藝”、“大眾文藝”或者“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等口號，並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成為事實。《人民文學》更以國家最高文學刊物的姿態宣示了新文藝的正式名稱——人民文學。文藝的人民性獲得嶄新的內容和無限可能性。但問題並未消失，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究竟是怎樣的形態，是否已經建立起來，卻逐漸由不證自明轉為一個尚且存疑的問題。毛澤東對周揚署名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批示和修改，即是證明，它透露了“人民文學”發展過程中日益加強的“清潔”思想。但也有部分文學理論家試圖拓寬日益“幹淨”的文學理論世界。“大連會議”上，邵荃麟提出重視對“中間狀態”人物的創造，試圖打破“人民文學”將階級性與道德性同構的做法；周揚則試圖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替換“工農兵”概念，以削弱、模糊其階級規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