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與一出沒有魯大海的《雷雨》
經典：《雷雨》問世 80周年
作者：王曉鷹
今年是石破天驚的《雷雨》問世 80周年。整整 20年前，我曾在當時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排了一出沒有魯大海的《雷雨》，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關注，因為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劇團、一個導演以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解和處理方式對待這個“中國第一戲劇經典”，更沒有一個演出敢於將《雷雨》中僅有的八個人物刪去一個！最有意義的是，曹禺先生本人也參與了這個文化事件，在我去北京醫院征詢他意見時，先生說了許多熱情、睿智且耐人尋味的話
一
1993年，我在中央戲劇學院導演係在職攻讀博士研究生，那一年也正好是曹禺先生的處女作《雷雨》問世 60周年。 60年間，曾有無數的導表演藝術家在這塊藝術沃土上耕耘並留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成功創造，同時也培養、鍛煉了一代又一代演員，我自己就是從扮演周衝這個角色開始接觸話劇藝術，並由此而一發不可收拾。但是，作為一個導演和一個博士研究生，我當時卻對《雷雨》在長達 60年的演出史中總是一副麵孔大為困惑，人物的解釋基本停留在社會學意義的層次上，舞台藝術處理也始終為單一的寫實主義風格，這個現象多少有些與戲劇演出的藝術精神和藝術規律相抵牾。
一部久演不衰的名著，其強大的生命力應該表現為隨著社會發展、生活進步能不斷地被發掘出新的內涵，不斷地與新一代藝術家和新一代觀眾產生新的共鳴，並在舞台風貌上不斷地融入現代藝術的新品格、新手法，使這個戲劇名著在表現人類豐富複雜的情感內容、表現人類對世界對自身的認識感受和理解方麵，不斷走向深入走向廣博。一件真正的藝術品應該能和整個人類建立跨越時代的溝通，這種藝術觀念在西方戲劇界已被廣泛接受，經典的莎士比亞劇作被無數導演開掘出無數種理解並被處理成無數種風格，這已是司空見慣。我國戲劇界上世紀 80年代已經開始在理論上對這一點漸有共識，但在創作實踐上尚未真正形成風氣。一部《哈姆萊特》可以被創造成千差萬別的舞台藝術形象，我們的《雷雨》為什麼不能換一換麵孔？
於是我向博士導師徐曉鍾老師提出重排一出我所謂的“新版”《雷雨》，想在《雷雨》這出中國話劇最早的經典劇作上作一些探索嚐試。我為“新版”《雷雨》的實驗性創作設定了幾個課題，主要涉及“話劇創作如何走出概念化的誤區”和“通過‘假定性’進行表現性處理以深刻進入人物情感世界”這兩個方麵。我在當年的導演手記中寫道：“藝術創作需要擺脫理性概念，真正進入人的情感世界，以盡可能豐富的感性形式展現人的內在生命的構成——人的抑製不了的欲望、人的排解不開的情緒、人的無從擺脫的困頓、人的永無止境的痛苦。所謂‘人生哲理’是與這些生命體驗直接相通的，是難以用邏輯語言充分表達的。在藝術觀念上實現根本的轉變是中國的話劇藝術獲得新的生存價值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新版’《雷雨》深入解釋人物的新的切入點。‘再現’原則下的藝術創作長於在寫實的環境中進行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可能會完整細膩生動豐富，但常常難以進入人的情感世界的深處，難以把人最複雜、最隱秘也最具有人性本質特征的深層情感活動包括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展現為藝術的直觀形象。麵對《雷雨》這樣看似非常‘寫實’的劇作，進行二度創作時努力尋找融入表現性藝術原則的可能性，特別是在人物情感最強烈、最矛盾的時刻使舞台藝術處理升格而進入‘表現’層次，將對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和人物精神狀態的傳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
《雷雨》最早於 1933年發表在巴金主編的《文學季刊》上， 50年代曾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做過大幅度的修改，人物形象由豐富生動的個體性趨於代表不同社會力量的概念化，人物情感由複雜、微妙趨於簡單、直白，對人物的主觀評價由難以言說趨於黑白分明，原劇作的藝術價值受到相當大的損傷。
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重印本部分地糾正了這些修改，但遺留下的缺憾仍很多，並沒有完全回到原始劇作的精神。“文革”以後人們看到的演出多是以此版本為依據的，故而在對劇作和人物的理解和表現上存在著與曹禺原意的偏離。譬如，應該怎樣理解《雷雨》的主題立意？是否是通常認為的“揭露大家庭的黑暗”？“雷雨”這個不出場的角色究竟意味著什麼？
曹禺曾在 1936年寫道：“《雷雨》對我是個誘惑。與《雷雨》俱來的情緒蘊化我對宇宙間許多神秘的事物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需要。我念起人類是怎樣可憐的動物，帶著躊躇滿誌的心情，仿佛是自己來主宰自己的命運，而時常不是自己來主宰他們怎樣盲目地爭執著，泥鰍似地在情感的火坑裏打著昏迷的滾，用盡心力來拯救自己，而不知千萬仞的深淵在眼前張著巨大的口。也許是某種模模糊糊的感情的驅使，流露出一種受壓抑與憤怒，並對中國的家庭和社會進行了譴責。可是，最初出現模糊的構思時，使我感到興奮的，不僅僅是一二個主題和幾個人物，而是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殘忍’和‘冷酷’這背後也許存在著某種東西，然而那究竟是什麼呢？總之，一種急迫的情感的積鬱，使我執筆寫了《雷雨》。”
從作者的這些自述不難看出，《雷雨》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社會批判而在於莫名的“情感”。劇中每一個人都身處情感煎熬之中，那種種幻想、渴求、煩躁和恐懼，實際上正是作者所理解的人類情感狀態的縮影。而“情感”這個與理性相背的東西，無論對於具體的個人或是對於整個人類，都是最難以確定，最難以解釋，最難以把握的，曹禺所感受到的困惑應是人所共有的，他所謂的“神秘”，所謂的“命運”，絕不是簡單的“宿命論”，而是一種特別的情感體驗，是一種憑著年輕人特有的敏感和年輕人特有的無所顧忌而獲得並表達出的對生命的深刻而微妙的體驗。那隆隆作響的雷聲正是這種體驗的象征性的外化。
總之，我希望在人物形象解釋、情感內涵開掘、演出整體風格和藝術表現手段等方麵作一次嚴肅的探索和大膽的嚐試，這其中就包括一個被曉鍾老師戲稱為“狗膽包天”的想法——刪去魯大海這個人物。我產生這樣的大膽想法，一方麵是為了減去“罷工”這條與矛盾衝突主線關係不那麼密切的線索以縮短篇幅，但更重要、更具本質性的意義卻在於試圖變一個思路、換一種眼光來解讀《雷雨》。我想穿越人物之間社會階層差別帶來的對立衝突的表麵，進入那些人物複雜隱秘的情感世界，力圖開掘人物更深的生命體驗，從而開掘出《雷雨》超越時代的深層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