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笑予的戲劇導演人生
回望
作者：林毓熙
和餘笑予相識相交數十載。看他導的戲，和他談人生，談戲、談戲曲麵臨困境與出路；他那睿智和深邃的思考，他那率真質樸的性格；特別是他自嘲“戲癌”，為戲而生，為戲而亡，及至重病仍堅持排戲，作為朋友好言相勸，他那不屑一顧的神情，至今仍曆曆在目。笑予一生與戲曲結下不解之緣。他植根中華文化沃土，是戲曲文化熱心傳播者；他在無涯藝海中，是永不止步的求索者；他是新時期導演使命的自覺踐行者。斯人已去，音容永駐，一瓣心香，遙祭笑予。
一、新時期戲劇的報春花
文如其人，作家以文會友，戲劇家則以舞台作品交友。最早知曉笑予是在 1979年文化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獻禮演出。這一年，經受“四人幫”文化專製主義的文藝界，枯木逢春，被壓抑的熱情顯現出勃勃生機。慶祝建國三十周年，文化部組織了盛大的包括各種藝術品種的獻禮演出，從 1979年1月到 1980年3月， 130多台劇節目競相爭豔。湖北京劇院《一包蜜》突破了傳統劇目和“四人幫”設定的寫英雄人物的框框，寫了處於矛盾中的小人物，並賦予新穎的演出樣式，讓觀眾為這個新穎風趣的京劇現代戲喝彩。在獻禮演出評論會上受到讚揚，我得以初識笑予。以後，因我在文化部藝術局戲劇處工作的關係，在日常戲劇活動和籌備全國性戲劇彙演活動時，湖北省的京劇、楚劇、漢劇、黃梅戲等都以其獨特的選材和視角，以及不斷探索的新戲曲表現形式，受到部局領導的重視和關注。為《藥王廟傳奇》《彈吉他的姑娘》《膏藥章》等諸多劇目，我都赴武漢先行觀摩並參加研討，和笑予及其創作團隊結下友誼。
這一時期與戲劇發展進程相伴的理論探索，有兩個很重要的命題。其一是對戲劇觀念的討論。即戲曲工作者力圖擺脫“左”的戲劇觀念的羈絆，摒棄從主題和意念出發的圖解政策的創作方法，力求按藝術規律和戲曲藝術特性，在繼承基礎上尋求新的創新和嬗變。其二是對“戲劇即人學”的人文主義的認知。擯棄對人的簡單化和臉譜樣式的描寫，著力於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的人物性格刻畫，透過展示人物生命曆程，透視人的本質，從而進入人的靈魂深層，以塑造舞台新人形象。人的主題回歸，人的意識的覺醒，成為新時期戲劇工作者施展才能的探索園地。
正是在上麵兩個實踐和理論課題麵前，餘笑予和他的創作團隊，不畏艱險，勇於實踐，既通過文章評論園地表述觀點，更主要是寓觀念於創造新形式和塑造新人物之中，以作品彰示理念，用創作實踐行動投身戲劇大變革的討論熱潮中。在《一包蜜》之後，《法門眾生相》《徐九經升官記》《膏藥章》《彈吉他的姑娘》《未了情》等劇目都在戲曲傳統基礎上展現戲劇觀念的創新與開拓，用獨特視角關注小人物的命運，深入開掘人的主題，以塑造的新人物形象而備受關注。在 20世紀 80年代新時期迎來戲劇繁榮春天時，這批異彩紛呈的劇目，是新時期戲劇春天的報春花。
與新時期戲劇事業發展相伴的是這個時期湧現出一個展示新穎藝術風貌的導演群體。餘笑予作為戲曲導演是其中的佼佼者。回眸曆史，餘導和這個導演群體的湧現，是時代對導演藝術的召喚，是戲劇事業發展對導演藝術的要求。他們是新時期導演使命的自覺踐行者。
應該說，從執導《一包蜜》開始，一台台劇目奠定了餘笑予作為新時期傑出戲曲導演的地位。劇目繪製成他的導演作品長廊，傾注了他的藝術理想，也浸潤著他導演藝術追求中無盡的酸楚和樂趣。他的作品成為新時期戲劇的報春花，也奠定了笑予作為跋涉在戲曲探索前沿的實踐家和改革家的曆史地位。
二、具有鮮明導演主體意識的藝術家
餘笑予是新時期導演使命的自覺踐行者。他認為：“導演在時代召喚下走向前台，這就要求在戲劇構成中起主導中心的導演者們，要尋求新的藝術語彙，創造新的藝術形式。”[1]正是在劇作結構與表現技法，以及舞台演出樣式的新形式、新手段的探求中，呈現出餘笑予具有鮮明導演主體意識的藝術家品格。在他執導作品中都表達出對劇作的解讀和戲劇人物刻畫的獨到理解，流露出導演對戲劇人物和現實生活的鮮明傾向性和審美趣味。他用戲劇舞台實踐詮釋導演中心的理念：“導演藝術家各自對社會生活的感受和發掘，對觀眾審美需求及舞台藝術表現的獨特見解和功力，成為決定戲曲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