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殊途 期許同歸
關於詩
作者：胡曉軍
一
顯然不能把“白話詩”、“自由體”與新詩完全等同起來，否則就會產生“新詩在中國古代早就有了”的錯覺，再配以從先秦《詩經》、漢唐樂府、宋詞元曲直到清竹枝詞的一長串作品單，從而將古體詩詞與新詩的本質差異輕輕抹去。如果我們不認為文學是一座遊離於時代與社會之外的象牙塔，那就須充分正視百年來崛起的新詩，在倡導“白話”、崇尚“自由”的口號下洶湧噴濺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潮流。正是這股潮流，決定了新詩的性質與曆代的“白話詩”具有本質的差異。
新詩對古體詩詞的否定和取代，是新社會對舊社會的否定和取代的一個核心內容和代表性領域，是思想和文化革命的“主戰場”之一。在當年的詩壇，“打倒”、“推翻”的過激行為，隻怕比武裝暴動差不了多少，區別隻在紙筆而非刀槍。所以，把新詩的成就和地位與其自身實力完全等同起來，是不嚴密的；同理，把古體詩詞的失落和衰微與其自身的停滯和弊端完全等同起來，也是不科學的。實質上，新詩通過推翻古體詩詞的形式，不但對其蘊含的思維模式、文學係統、語言規範進行全盤否定，而且力圖重建一個從形式到內容均為全新的詩的世界，以重建一個全新的文化形態、觀念係統和精神世界。這不僅是詩人群體的意誌，更是整個社會的意誌。另外，新詩之所以有恃無恐，是因除了不可遏止的創造力，還有不可阻擋的外來力。不少新詩詩人懷有“以西治中”、“以西代中”的念頭，扮演或部分扮演了西方詩歌的鼓吹者和代言者。
顯然也不能把“文言體”、“格律詩”與古體詩詞完全等同起來，因為“白話詩”、“自由體”恰恰正是中國詩歌的原初形態，並在此後文脈不斷、屢現高峰，比如李白、白居易、楊萬裏、鄭板橋。必須明確的是，曆代“白話詩”、“自由體”，與“文言體”、“格律詩”同屬一個思想係統、文化環境和創作思路，它們從未做出對傳統價值體係包括語言體係的破壞和否定。這恰恰正是當年的新詩人們感到不滿的地方。所以從根本上說，新詩與古體詩詞的區別不是語言文白、文體嚴寬、格調雅俗、內容深淺的問題，而是在思想觀念、價值理念、時代語境、思維方式上的差異。
二
不過，當革命的激情逐漸消退，“柴米油鹽”之類瑣碎問題便會重新成為社會生活的主流。接著，“本體”、“詩性”之類根本課題也會重新成為文學關注的重點。出於自覺，文學往往會對革命激情主導下的觀念及實踐，采用曆史和辯證的眼光進行反思和評判——這種自覺和行為雖往往生於細微，卻正是文學超越自我的最可貴處，必須予以珍視、加以善用。
在詩壇，這種細微的反思和評判就出現在“戰士”與“詩人”的距離被時間逐漸拉開之時。例如在革命時人們普遍認為格律是束縛創作的僵化鎖鏈，必須打破這些鎖鏈才能充分釋放思想；但在和平後逐漸有人發現這站不住腳，因為曆代詩詞傑作早就證明了格律絲毫無礙於優秀詩人的心靈表達和才情流露。有人更發現，新詩的活力其實並不是因破壞格律而得到釋放的，因為從格律中釋放出來的劣作數量遠遠超過了佳作。還是那句老話最管用——取消規則意味取消難度，提升大眾性等於降低文學性。
事實上，所有的文藝品種都存在“規矩”與“自由”矛盾統一的問題。傳統品種如詩詞、戲曲等因積累較多而“規矩”較重，自由度相對降低，卻換得了易被識別和有效傳承的好處；新詩、話劇因積累較少而“規矩”較輕，自由度相對上升，卻麵臨著不易判斷的壞處。而且在革命激情和大眾運動中，新詩的“規矩較輕”通常成了“不要規矩”，在產出大量劣作的同時，自身也是漸行漸難直至難以為繼。當貧乏的思想和散漫的形式不能被表達的自由所掩飾，終離文學和藝術越來越遠、離讀者和作者越來越遠。可見革命激情和群眾運動雖然可貴，亦須得到有節度的控製，否則其破壞力不僅針對革命對象，也可反噬自身，其後果是長期而又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