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了相當的閱曆，思維走入了嚴整，就會采取看似保守的父輩視角。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人不能以新潮欺世，更不能以時髦欺祖。
有一個作家住在一個很大的城市裏。這個人的作品拍電影、拍電視，免不了要跟導演和影星們在一起，偶爾還出國講學，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碼頭談論後現代、解構和建構—盡管如此，到了割麥子的時候還是要回老家。因為他父親做不動了。一到了農忙他就得回去。他父親是個瘦弱的人，沒有文化。他割麥子，腦子一走神，把壟裏的玉米苗弄折了。他父親喊一聲就追過去，他拔腿就跑。父親窮追不舍，他索性站下來等父親。喘籲籲的父親一把抓住他—抓住他的頭發一下扯倒在地，然後用腳踩住，脫下鞋子硬揍了一頓。他一點也沒有反抗，隻是嗚嗚大哭。
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跟另一個朋友說：你看吧，這個作家還要進步，還能寫出非常好的東西。因為我知道，一個能在夏天的麥地裏被父親打得哇哇大哭的作家，一定會更上層樓。
因為他那會兒流露了不曾摻假的一份淳樸。這是對父輩的一種認同，是在自覺接受父輩的裁決。其中包含的內容也許更多更豐富。他真不錯，總還算能夠將城裏的時髦，與土地的真實加以區分。實際上他懂得用後者去否定前者。骨子裏，他是嘲笑城裏時髦的。他在城裏與之周旋，一半是出於無奈，一半是因為軟弱。他在內心深處是信任父親的。
相信文學
這似乎不能作為一個問題。這樣提出來，是因為它出了問題。我們或者已經發現，今天的一些人、甚至是“作家”也未必相信文學。文學這玩藝兒作為謀生的手段尚可，但要真的相信它，在心裏保持它的尊嚴和地位，他們是不幹的。
對於許多從事文學的人而言，他們也許從來都沒有愛過文學。
能夠像古典作家那樣相信文學，相信它的高貴，它與日月同輝的那種永恒，已經成了古典情懷。不相信文學才是“現代”，不相信一切精神的價值才夠得上“現代”。然而這樣的“現代”是可怕的。
回頭看，越是大藝術家，越是對詩有永遠沒法擺脫的敬畏。二十年前，我所認識的一個人，他每次走近書桌的時候，都要把手洗幹淨，一點也不允許自己邋邋遢遢的。他寫作時常要找一朵花插在瓶裏。他的周邊全是潔淨、敬畏和肅穆。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某些作品，從語流、質感，包括內容，都讓人想到這是在一種肮髒的環境裏炮製的。
相信文學的人，不會以其作為達到某種世俗目標的工具。真正的愛總有些無緣無故。人的名利之心會隨著他的道路變得越來越淡：淡到若有若無，最後淡成一個非常好的老人，既隨和又偏激，質樸極了也激烈極了，極為出世又極為入世。
我們發現如今甚至出現了對於所謂文學的沒落、文學的死亡的快意。有一種不可理喻的、不可解的，對於文學和詩的敗落表現出幸災樂禍的心情。說白了這不過是一種垂死的恐懼，一種末世情緒。眾所周知，人的絕望很容易轉化為對生命的憎恨。生命的活力，它的創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現為對於藝術、詩，對於完美的不屈追求。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也是這樣—出現過許多藝術巨匠的民族一般來說是強盛的，最終難以被征服。
文學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表征。它們從來屬於整個民族，而不會作為一種職業專屬於某一類人。
最近有一篇文章用嘲笑的口氣介紹說，法國有五千多萬人口，竟然有二百多萬人立誌要當作家—結果連最有名的某位大作家都餓死了。看來今天所有熱愛藝術、鍾情於詩的人都要感謝這篇文章的提醒、感謝它送來的情報了。不過大家知道，法國的藝術並沒有那麼可憐。至於說到死亡，人世間各種千奇百怪的職業和死亡方式很多—一個作家餓死了不等於法蘭西文學餓死了，就是如此簡單的道理。還有，難道有二百多萬人立誌要當作家，這會是法蘭西的恥辱嗎？這隻能讓我們更加明白，為什麼會有個不朽的世界藝術之都，它的名字叫巴黎。到了巴黎，氣粗如牛的人可能隻是一個鄉巴佬。文明的水流日夜不停地在巴黎奔湧。舉世聞名的先賢祠門楣上寫有一排金字：“祖國感謝偉人。”這裏麵安息的主要是作家和詩人，還有哲學家和科學家。
相信文學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因為文學不是專屬於某一部分人的，不是一種職業，而是蘊含在所有生命中的—閃電。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我從來覺得文學不是一個愛好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一個選擇與否的問題。我不讚成作家的職業化寫作。“生命的閃電”能是職業嗎？所有職業化的寫作都在從根本上背離文學。作家的一生都應該抗拒職業化寫作造成的損害。
說好作家是“大匠”，那是指他擁有和超過一般匠人的功力。但他畢竟不是匠人。
屬於靈魂裏的東西怎麼傳授？怎麼教導？怎麼量化？所以文學命定了不是一種職業。
世界觀
“世界觀”的話題顯得生僻、老舊。因為我們又想起了許多年前的“改造世界觀”之類。所以後來都不再談了。
這就讓人覺得它是可有可無的。我們現在對自己常有一種不滿足，就是時常發現心靈上的輕飄、閃爍和恍惚—它帶給我們的不安。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們對這個世界還缺乏大的想法。
對生活意義不懈探究的決心，一般的人可以沒有，一個作家或一個進入而立之年的人應該有。現在的寫作聰明機巧，很流行也很時尚，但是從文字背後感覺不到對這個世界有什麼熱情，感覺不到一種關懷力。人對生活的探究是相對持續的，人就不可能完全沒有固定的看法。如果是一個瞬息萬變的人，那肯定是可怕的。
即便到了“後現代”也仍然需要認真生活，需要留意我們這個世界上發生了什麼。我們接觸的一些年紀在二三十歲的人，他們沒有經曆“文革”，對此一無所知。但是“文革”對於我們這個民族的過去和未來將會發生多麼大的影響，具有多麼大的決定力。還有1958年和1960年的事情，人民公社化，土地改革，國內戰爭，抗日，孫中山和魯迅，這一係列的大人物大事件，樣樣親曆當然不可能。問題是我們作為一個人是否努力地去理解。
令人痛惜，現在好多三十歲左右的人談到“文革”苦難，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們的情感疏離得很，連一點點了解的願望都沒有。這是多麼可怕。
一個人的思想要參與曆史和事件。像“9·11”連帶了多少大問題，它需要耗費我們的許多思想，它在等待我們的見解。如果自己沒有見解，就要接受別人的見解，就要放棄思考的權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放棄思考的權利再窩囊的事情了。可是這樣的事情天天都在發生。
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一個人，認為自己與“9·11”沒有一點關係，與“文革”沒有一點關係，那麼他就是一個非人。
我們需要的隻是人的思想與藝術。排除了曆史感，也必定抽掉了現實感。對世界沒有大的想法，小的想法也就可疑。他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什麼。
小聰明可以風行一時，但是無濟於事。如果一個作家認為自己可以遊戲這個世界，那是可悲的。
人的內心應該燃燒著辯論的熱情。這種熱情可以是寫作，也可以是直接的交流。我見過一些極願意跟人辯論的朋友。那是一段特殊的時期—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那時中國人十分認真。這一夥朋友每天都在城市南郊的山下討論，一開始隻有十幾個，後來越辯越多，簡直成群結隊。因為參加進來的人太多，他們不得不往山上走。隨著辯論的深入，他們越登越高，跟上去的人也越來越少。最後辯論者由三十多人減到了十幾個人—每往山上移動一個高度，跟上去的人就要少一二個。那些在辯論中承認失敗的人就下山去了。一場大辯論進行了兩個半月，人也登到了山頂，這時隻剩下了三五個人。這幾個人的見解是最深刻的。
我們或許會認為這個方式太古羅馬了，太稷下學派了，而且稍有一點戲劇性。但他們的認真執著卻是不容懷疑的。
人要盡可能擁有一種大關懷大視野，這顯然是一個好作家必備的條件。在一個文學的小時代，肯定會以大關懷為恥辱的。從關心小世界到隻關心我們自己，人變得越來越自私、越來越不求甚解，最後對這個世界連一點把握的欲望和能力都沒有了。當曆史進入大時代的時候，其首要指標就是人民的思考力強大，關心問題，並相應地產生出一些思想者。
我們曆史上有過非常有名的稷下學派—從暴秦、從各地彙到齊國的學士。齊國喜歡思想，它就在山東臨淄。這是世界曆史上了不起的一個事件。稷下學派每天都有各種思想的交鋒。一個叫田巴的人，記載上說他“日服千人”—一天可以辯倒一千人，可見思想的力量。
商業時代用金錢把一切都銷蝕掉。商業擴張主義盛行的時期往往有這樣幾個特征：官場上的貪汙腐敗，科學上的技術主義，文學上的武俠小說—它們三位一體，同時出現。